我表了态，事情就顺了。这个项目如期落地，市里表扬了我，省里也表扬了我。那个老板请我吃饭，喝了不少酒，走的时候给我塞了两条烟和一个信封。我推了，他硬塞进我包里。”
“信封里是什么？”
“一万块钱。”林国良的声音平静得不像是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倒像是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我当时想，一万块钱，不算多。我帮他做了那么多事，项目如期完工，工程质量和进度都没得挑，他感谢我也是人之常情。我……我就没有退还给他。”
讯问室里再次陷入了沉默。
记录员的手指停在键盘上一动不动，像是怕敲击声会打断这场对话。
我看着林国良的脸，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县委书记、副市长，此刻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不是愧疚，不是恐惧，甚至不是后悔，而是一种深深的疲惫。就像一个一直在负重爬山的人终于停下来，发现那条路原来根本没必要爬。
“后来呢？”我轻声问。
“后来就收不住了。”林国良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今天一万，明天两万，后来就不是几万了。你收了人家的东西，就要给人家办事。今天给甲办，明天给乙办，办着办着你就发现，你已经不是在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了，你是在还人情，在平衡关系，在给自己积攒未来的退路。”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伸手的感觉吗？”我问。
林国良闭上眼睛，很久都没有睁开。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眼眶微微泛红了。
“记得。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他说，“我把那一万块钱放在床头柜上，盯了一个晚上。我想，我这是在干什么？我从小穷怕了，当了干部之后最恨的就是贪官。可现在，我也成了贪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