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的态度转变得这么快，反而让我有些不适应了，等他说完以后，我小心地问道：“执行任务的小分队，人员组成应该是怎样的？”
崔可夫想了想，回答说：“十到十五个人一队，其中配备两三名我们的指战员，为了防止不测的发生，其中一定要有一名政工人员。”
“好的，司令员同志。”听到崔可夫这么说，我心里暗自嘀咕：假如这些投诚者要叛逃的话，别说只派两三人监视他们，就算有半数是我们自己人，也是防不胜防。虽然我对这种安排不以为然，但口头上还要奉承说：“还是司令员考虑的周到，我待会儿就把格拉姆斯上尉叫来，向他布置您所交代的任务。”
“很好。我希望你的特别小分队，在今晚就能投入战斗。”
我听完崔可夫布置的任务后，正打算放下电话，忽然听到听筒里传出崔可夫急促的声音：“喂，喂，奥夏宁娜，先别挂电话，我还有事情要通知你。”我连忙把听筒贴在耳边，礼貌地说道：“司令员同志，我还在。不知道您还有什么指示？”
“是这样的，在我给你打电话以前，接到了方面军军事委员赫鲁晓夫同志的电话，说《红星报》的战地记者伊利亚.格雷格里维奇.爱伦堡同志，已经昨晚渡过了伏尔加河，进入了斯大林格勒城内，对我们集团军的指战员进行采访。据军事委员通报的行程，他白天完成了城内的采访任务后，将到马马耶夫岗，对你和基里洛夫进行专访。记住，一定要接待他，他可是一个了不起的记者。千万不能怠慢他。”
听到爱伦堡这个名字时，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前尘往事都涌上了心头。假如当初不是他报道了我屠杀德军俘虏的事情，引起了不良后果的话。也许我现在还是将军，每天跟在朱可夫或者罗科索夫斯基的后面，给他们当一个没有什么危险的副手，也不用待在这见鬼的马马耶夫岗，惶惶不可终日。
崔可夫听到我这里没声音，有点着急，不禁提高了嗓门：“喂，奥夏宁娜。你还在听吗？”
我连忙答道：“司令员同志，我在。请您放心，我一定接待好这位来自《红星报》的战地记者。”没等崔可夫放下电话，我忽然想起了已经好几天没消息的普加乔夫和佩尔斯坚了，赶紧趁崔可夫搁电话前追问道：“司令员同志，我想问问我原来的二团长普加乔夫少校，还有坦克营营长佩尔斯坚少校怎么样了？”
我的这个问题让崔可夫沉默了许久，他过了一会儿才说：“你所说的两名指挥员，在保卫的小学校的战斗中，表现得很英勇。他们一边掩护炮兵观察员为炮兵提供射击参数。一边和企图夺回学校的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就先后打退敌人发起了三十多次冲锋。当他们仅剩几个人的时候，还坚守在学校教学楼的楼顶。顽强地和敌人战斗着。”
在我听来，崔可夫说话的口吻想在念悼词，我越听越提心吊胆，最后忍不住打断他问：“司令员同志，他们两人是不是都牺牲了？”
我的问题一出口，崔可夫马上就用莫名其妙的口吻反问道：“牺牲，谁说他们牺牲了？就在他们快支撑不住的时候，我派出的援兵及时赶到，消灭了围攻他们的敌人。你的部下连两名指挥员在内。只剩下了七个人，而且个个带伤。我便派人把他们送到了河边的野战医院。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个把星期以后。他们就能出院了。”
我刚放下电话，基里洛夫便凑过来好奇地问：“奥夏宁娜同志，司令员说有位战地记者要到我们这里，是谁啊？”
虽然我爱伦堡曾经在我被降职后，亲自赶到机场来为即将前往列宁格勒的我送行，还送了我不少的东西，但我心中对他的怨恨却始终无法消除。没想到，时隔不到一年，他又要出现在我的面前，真是冤家路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