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退到门边，把锁重新锁上，铁丝从锁眼里抽出来。锁舌咔嗒一声弹了回去，和没开过的时候一模一样。他整了整衣领，推门出去，走过走廊，走出教学楼，走出医院大门。门口的卫兵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他点了点头。
当天晚上，他约哑巴在湘江边的一个废弃码头上见面。
没有月亮，没有星星，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江面上有船经过，船灯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像一只在眨眼的萤火虫。那盏灯从远处来，到远处去，经过他们的时候亮了一下，过去了，暗了。
陈默把面前的草扒开，下面是他提前从空间里取出那个帆布袋。
哑巴蹲下来，拉开袋口的绳子，把手伸进去摸了摸，药瓶，药箱，绷带。他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摸着，像盲人在读盲文。摸到了青霉素，摸到了磺胺，摸到了止血粉。那些冰凉的、圆润的、方正的轮廓在他的指尖下依次排列着，像一排等待检阅的士兵。摸完了，把袋口的绳子拉紧，站起来。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陈默认得那种沉默。那种沉默不是无话可说，是有太多话想说，但一句都说不出来。
“谢了。”他说。声音还是那样，低低的，哑哑的。
陈默摇了摇头。哑巴转过身，扛着那袋药品走进了黑暗里。脚步声在碎石路面上越来越远，越来越轻，被浪花声吞没了。陈默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个方向，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他在走，背着那袋能救很多条命的药，穿过废墟，穿过战壕，穿过那些还在坚守的阵地，走到方先觉的指挥部里，走到那些需要这些药的人面前。
他在码头上站了片刻，转过身，走上台阶。月光从云层缝隙漏下来，照在江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银光。那些银光随着波浪晃动，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怎么也拢不到一块去，像这个时代里所有人的命运。
他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楼里很安静，走廊里的灯坏了一盏，一明一暗地闪着，把墙上的影子切成一截一截的，像被人铰碎的黑绸子。他没有开灯，走到床边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空烟盒，捏扁了，扔进纸篓。没有烟了。他从空间里取出一包新的，拆开，抽出一根点上。烟头在黑暗中明灭着，照着他的脸。
哑巴是组织的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不是在武汉知道的，是在那个培训班里就知道了。哑巴不爱说话，但他的手会说话。他的手会告诉你他什么时候紧张，什么时候放松，什么时候在说谎，什么时候在说实话。他的手从来没有骗过陈默。
哑巴现在是军统衡阳站的站长。这个身份不是他自己选的，是组织安排的。军统需要人，组织需要人在军统。他在那边做他该做的事，在这边也做他该做的事。两条线，一个目标。
陈默把那根烟抽完了，掐灭，把烟头扔进纸篓。躺下来，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没有裂缝，石灰是新刷的，白得很扎眼。他盯着那片刺目的白，想起了那些药瓶在掌心里的触感，凉的，圆的，光滑的。每一瓶药都能救一条命，也许两条，也许更多。他不知道那些药能救多少人，他只知道衡阳守军还在守，还在打，还在用血肉之躯挡着六万日军的轮番进攻。他们需要药，他就给他们药。他们需要子弹，他就给他们子弹。他能给的不多，但他能给的他都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