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报道班去江边拍一组“皇军渡江”的照片，陈默端着相机在岸边走，哑巴蹲在码头修船。
江面上有几艘木船在来回穿梭，运的是弹药和粮食。夕阳把江水染成了暗红色，像血，但比血浓，浓到化不开。陈默在哑巴身边蹲下来，举起相机对着江面拍了一张，快门声很轻，被浪花声盖住了。哑巴低着头继续修船，手里的锤子一下一下地敲着。他的动作很慢，每一锤都落在同一个位置，不是真的在修船，是在等人，等周围的人走远。
两个人蹲在码头上，一个在修船，一个在拍照。江风吹过来，带着水腥味和远处战场上传来的硝烟味。陈默放下相机，把镜头盖盖上。
“弹药快没了，”哑巴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被浪花声淹没，“药品也没了。再没有补给，撑不过半个月。”
陈默没有看哑巴，目光落在江面上。一艘木船从面前驶过，船上装着几个弹药箱，用帆布盖着。船工撑着竹篙，一下一下的，竹篙在水里划出一道道细细的波纹，扩散，碰撞，消失。
“需要什么？”陈默问。
“子弹，迫击炮弹，药品。”哑巴把锤子放在船板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脏兮兮的布擦了擦手，“主要是消炎药和止血药。伤兵太多了，没有药，只能看着他们死。有些人其实能救回来，子弹打穿了肩膀、腿上中了一炮，伤口感染了，没有消炎药，烧了几天，人就没了。”
陈默沉默了。他用手指在膝盖上慢慢敲了三下，节奏不紧不慢的。江风吹过来，把他想说但还没说出口的话吹散了。
“等我消息。”陈默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把相机挂在脖子上，走了。脚步不紧不慢，和平时一样。皮鞋踩在碎石路面上，沙沙的，和浪花声混在一起。
哑巴低下头，继续修船。锤子一下一下地敲着。
当天晚上，陈默把哑巴需要的物资清单整理成了一份报告，不是写给人看的，是写给自己的。子弹，多少发，什么口径。迫击炮弹，多少枚，什么型号。消炎药，多少瓶，什么牌子。止血药，多少包，什么规格。每一样东西都标注了数量和规格，精确到每一个数字。他把清单收进了随身空间，那里最安全，不会被人发现，不会被炮火炸毁，不会在任何一个关键时刻掉链子。
日军的野战医院在城西的一所小学里。教学楼改成了病房，操场改成了临时停尸场，食堂改成了手术室。陈默是以“采访”的名义去的，挂着相机，拿着记者证，门口的卫兵看了一眼就放行了。他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拍了几张照片——伤兵躺在病床上，军医在手术台前忙碌，护士在给伤员换药。那些人没有看他，他们在忙，忙着活，忙着救，忙着在死神的镰刀下抢人。
药房在教学楼一层最里面的房间，门上挂着锁，一把铜锁，个头不小。木门上有一个小窗户，贴着毛玻璃纸。他经过的时候往里面看了一眼，药架子上摆满了药瓶和药箱，地上还堆着几个大木箱子。青霉素、磺胺、止血粉、绷带、麻醉剂，那些东西在玻璃瓶里泛着光，白的，黄的，透明的。
他没有停。继续往前走，走到走廊尽头，推开厕所的门进去，在里面待了几分钟，然后出来，往回走。从药房门口经过的时候，右手从口袋里伸出来，用一根细铁丝捅进了锁眼。锁开了，门无声地推开了一条缝。他闪身进去，把门带上。
药房不大，三面墙都是架子，架子上摆满了药瓶和药箱。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刺鼻的化学气味，混着酒精和来苏水的味道，呛得人喉咙发紧。陈默从空间里取出一个帆布袋，开始往里面装东西。青霉素，拿。磺胺，拿。止血粉，拿。绷带，拿。麻醉剂，拿。他的手很稳，拿起一瓶，放进袋子，再拿起一瓶，再放进袋子。每拿一样就在心里记一笔，像账房先生在打算盘。
日军的药房管理员随时可能回来，卫兵随时可能过来巡查，走廊里随时可能有人经过。他的心跳很稳，呼吸很稳，手也很稳。那些药瓶在掌心里凉丝丝的，他攥紧一瓶，松开，再攥紧另一瓶。
够了。他把帆布袋收进了空间。不是拎着出去，是收进了空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