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一位曾长期主持策反工作的中央情报局退休高官曾经总结过，叛逃者的动机可以粗略归结为三类：为钱，为信仰，为女人。
其实，不仅仅是遗臭万年的投敌卖国，所有的思变举动中都能找到以上三者的痕迹。比如，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普查数据表明，深圳逾700万常驻人口中，拥有本地“户口”的仅占约六分之一，如此高的外来比例，大概在全世界也很难找出第二份儿。之所以有那么多背井离乡的“闯世界”，其目的恐怕也无非是财产、体面或者爱情。
古都北京作为党中央所在地，当然不能落下个排外的骂名，在这里拿到一纸户口要远比虽然寸土寸金但依然风景如画的珠江三角洲容易很多，比如考进语研院的大大小小便可自动生成个崭新的身份证明，虽然户籍还只是暂时先算作集体的。于是，49年进城时的仅仅200万父老，发展到今天，好家伙，怕是加个零都挡不住。当然，其代价也显而易见，否则也不会为了避免让外国运动员不如咱们皮实的上呼吸道不至于反复感染、乃至弄出大事而在奥运期间把无数白白消耗着成千上万财富的工程临时叫停；不过，等洋大人抹抹嘴儿开路之后，京城老少爷们儿还得接着消受。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遭此厄运的也不光咱金山上的北京，传统体制下，任何政治中心都难免被反复洗牌，最终演变成一种割舍不断的性格。统治这里的往往都是外来者，正像老蒋跑到台湾搞土改一样，慷他人之慨，比崽卖爷田更甚，反正也不是他们家的，怎么糟蹋都不心疼。还是人家马克斯•韦伯在万里之外分析得对，北京属于那种标准的“官僚城市”，除了少数世代靠卖苦力为生的商贩走卒，别人（旧时主要为官吏及家属）都只把此处当**生中的一站而已，连皇帝老子都算上，任何人真正的家也不在这儿。所以呀，地头蛇与过江龙之争可以休矣，尤其在谁也说不清未来会怎样的今天，也好让枕流这样的“土著”身上少背些指桑骂槐。
谎言重复一千次就变成真理，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正如带着蒙古包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民族那样，中国人的观念中，一窝小猪盘踞在哪里，哪里就成了“家”（汉字“家”，上面的“宀”象征屋舍，下面的“豕”即为猪）。如今的伟大首都饲料充足，人丁也就随之兴旺起来，但就像那些一旦被啃光便要人去楼空的草场一样，真到团圆和美的时候，原本熙熙攘攘的京城反倒变得萧条冷清起来，比如那周而复始的寒暑假，以及其中最让国人念兹在兹的新春佳节。如同当年叶落归根的达官显贵，研究生院里的老老少少也会在故土乡亲的召唤下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尽管是短暂的，但当徐枕流站在似乎终于属于自己的空荡校园里时，却油然出一种被始乱终弃般的忿恨。
佛学让智慧之光普照人间，但释迦牟尼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世上最大的力量还是无常。它之所以可怖，不仅体现在那些人命如纸的地震、海啸以及自作孽不可活的战火纷争，更骇人的，反倒是那些劫后重生、凤凰涅??，当本已推倒的一切居然可以重新来过时，曾经的分分合合才会真正显出其虚幻与荒唐。
就像为社会稳定贡献完所有廉耻的老妓一样，早就忘了最初的逼良为娼，真等颜色故、车马稀的时候，倒像少了点儿什么，无数次见证过新人笑、旧人哭的北京已经习惯于小心地陪着笑脸、被陌生人推来搡去，到了可以喘口气儿的团圆佳节，反而连马路都没人打理。当然，这只是稍纵即逝的白璧微瑕，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归去来兮的淘金者把那些尚未褪去火药清香的烟花红屑、连同只属于京城老小的一晌贪欢，通通扫进记忆深处，换成全国流通的百元大钞。于是，研究生院那两幢小楼也被粗鲁地从旧日梦转中唤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