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我是清楚的，战前在陆军总部我曾经认真研究过中国的战俘政策，没想到我又亲自尝试了一下，中国不会那样做。”法新社记者问：“您对这场战争有什么见解？”
“我不想谈更多的，我们的武器装备胜过中国，训练素质也不比中国差。但是我们谁也不会想到中国士兵会用身体滚过雷区，用胸口去抵枪眼。这是我们无法预料的。还有他们的俘虏政策，如果战前印军士兵了解了这一点，我想他们恐怕比现在更难指挥。”
印军战俘鱼贯登上飞机。车隆拥抱着中国医护人员，声泪俱下。站在一边的印度政府官员尴尬的转过脸去。记者们抓紧时机按动照相机的快门。他们知道这种真实场面，不可能是中国政府精心安排的。
达尔维准将最后一个登上飞机，就像面对中队的进攻，他最后一个撤出章多一样，仍然保持着他军人的风度和尊严。
他举目遥望了最后一眼中国苍翠如碧似锦如画的山河，心头竟浮起一丝惜别之情。
达尔维准将回国后，曾两次得到提拔。1965年指挥一个旅，参加过印巴战争。但他始终没有被提为少将。这些都没有影响他在陆军中被公认为是一名杰出的将领。达尔维的重要军事著作《喜马拉雅的失策》对中印边境战争的独特看法，使其成为一部军事名著。
印度国防部于1965年发表了中印边境战争中，印度陆军损失的数字：死亡：1383名失踪：1696名被俘：3968名失踪人数大于死亡人数，这的确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如果中队推迟宣布停火，如果印度上兵了解中国战俘政策，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
在中队停火之后，至少有5000到7000名印度士兵，从原始森林中得以生还。
中国遣返了全部战俘，仅有26名印军士兵因重伤抢救无效死亡。中国方面全部附有详细的病历和抢救记录。
停火之后，印军东部军区司令森中将，第4军军长考尔中将，第4师师长帕塔尼亚少将，几乎同时向乔杜里参谋长提出了辞职。
乔杜里中将批准了森中将和帕塔尼亚少将的辞呈。他劝说考尔到旁遮普邦从事军训工作。
考尔一口回绝了。
尼赫鲁曾劝说考尔不要辞职。他在给考尔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毕奇：对你的辞职，我感到遗憾。我曾努力劝你不要这样，但是既然你坚持要这样做，我也就无能为力了。导致你辞职的事件是伤心的，我们中间许多人也为此感到苦恼。但是我相信，关于这些事件也不能特别责怪你。有许多人要对这些事件负责，也许这些事件只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所造成的。
我相信，像你这样一个精力充沛、有爱国心的人是不应该无所事事，不为国家效劳。也许，不久你可以找到这类对国家有用的工作。……
你的新挚的贾-尼赫鲁尼赫鲁事后曾提议让考尔担任副部长一类的职务。即使这种有职无权，无足轻重的文官闲职，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后来金融资本家特贾博士聘用了考尔，考尔干了一段金融，这一行实在不是职业军人所为，考尔屡试不顺，只好悻悻辞职，从此考尔在军界、政界彻底消声匿迹了。
中印边界战争对任何人的影响都不能和尼赫鲁比肩相齐。
尼赫鲁的个人影响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不结盟运动几乎瓦解了。他整日病魔缠身，沮丧不堪。公开化的批评和攻击与日惧增，有人公开叫他下台，人们感兴趣的是谁来当尼赫鲁的继承人。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1964年1月8日，在布巴内斯瓦尔召开的国大党年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尼赫鲁突然中风，左侧瘫痪。1月26日到4月2日，在征得尼本人同意后，秘密为他的健康举行了宗教祈祷仪式。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的心脏病猝发，在家中去世。
中队后撤后，印军自1963年开始，又逐步向前推进，继续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以南的中国大片领土。对此，中国政府仍以维护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为重，继续主张通过和平淡判协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30年来，尽管中印两国进行了多轮会谈，但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较大，中印边界问题仍无长足进展。
30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的诚意。历史还将证明多久？
喜玛拉雅山上的积雪，年复一年，依然洁白。中印同为喜玛拉雅山脉的两大文明古国。当我们立足于世界屋脊，鸟瞰这个风云变幻的旋转球体，中国人民不希望看到来自任何一方的黑色烟尘玷染这座圣洁的冰峰。
中国5000年文明的历史长卷，镌刻着这个民族不容侵犯的意志和渴望和平的愿望。
喜玛拉雅山上雪，应该永远洁白。
［取材自孙晓、陈志斌《喜马拉雅山的雪——中印战争实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11月版）；宋任远《建国后的四场自卫反击战》（《中外军事历史博览》《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元月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