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晦暗混乱中她唯一听到的比较确定的消息是，朱家骅复任教育部长，还是巫山告诉她的。这么久了，她很少再去见巫山，巫山也几乎不曾找她，有一度她都怀疑巫山是不是也逃到重庆去了，毕竟巫山的声音听起来始终是个胖大而优雅官太太。胜利之后没几天巫山就主动联系了她，透过郁秉坚，还是在教堂忏悔室与她“见面”，说的内容倒是很简单——中美所应该不会再工作了，你回来吧，我们很需要你，但短时间内你还是跟着郁秉坚。
她说好。
巫山似乎笑了笑，又说，我听说你最近在努力找工作。朱先生回到教育部了，你要是有需要，可以去找他。
她没回答。
毕竟此刻如果说不想，那就是连巫山也回绝了。
虽然她还是和当年那样，觉得最好是离这些人这些事越远越好。但现实情况也是和当年一样，想归想，做并不能做到。
万小鹰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被时代撵着走的，她一向在潮流中划着一叶扁舟，想要去往梦中的方向。千千万万的扁舟汇成一条大船，将带着这个民族走向更光辉的未来。所以当时代变样子的时候，她除了忙于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一切准备之外，别有一番兴奋、紧张、怅然以及冷眼旁观混杂的情绪。
比如那天正式宣布的时候，早就听到风声的她如常走进76号的办公室，穿着一样华丽的衣服、烫着照旧时新的卷发，纤纤玉臂上挂着的包是倒不新了——镶鳄鱼皮，当年一家富豪破产倒台、家里姨太太逃亡菲律宾的时候买的。
日本人在菲律宾也为非作歹，不知道那姨太太怎么样了。
一切都结束了。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出戏的结尾、另一出戏的开头。
她走进后面的办公楼，听见一片乱哄哄的声响。全是人，人的声音，人的动作，人的烦躁，人的选择，人不由自主的失去和得到。她想穿越人群上楼去，眼前是重重人海——忙着打电话的只是看她一眼就继续着急地说下去，等着打电话的只是两眼喷火地盯着打电话的人，忙着销毁不知道到底是他自己的秘密还是特工总部的秘密的人手里抱着的一大沓文件总是掉落，还有年轻的女职员不知所措、只能坐在座位上哭：她从他们颈肩背臀的夹击中小心穿过，手放在楼梯的木头扶手上，回头看了一眼。
泱泱众生里也有这样一群人。
转身，上楼。
李士群死后，丁默邨对她信任也不信任，唐惠民还是那样子，别人就更不用说了，她也就照旧做她的机要秘书。丁默邨有时候为了昭示自己对日本人的忠诚，把自己办公室的钥匙和李士群房间的钥匙都给她一份，让她“随意”。她往日都不曾随意，唯独今日——今日再不消受就没得消受了。她把提包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拉开抽屉拿出钥匙，走进李士群的房间，把唱机打开，在唱片里选了一张，放上去，坐进一旁的扶手椅。
《珍珠台》的剧情其实很理想主义，但她喜欢，因为好听。其实她一个北方人，会讲上海话而已，不知为何就喜欢听苏州评弹，甚至还会唱不少，就是唱的不好。《珍珠台》里，她最喜欢的是《妆台报喜》，也许多少有点儿像她这一路走来的故事，“千分惊险千分喜，好比那浪里扁舟傍水涯；千分辛苦千分喜，好比那万里行商已到家；千分着急千分喜，好比那断线风筝有处拿……”
整个二楼就只听见她和唱机两个咿咿呀呀。
其实她应该喜欢京剧的不是吗？原先也喜欢的，只是还没把这种喜欢发展成爱，就到上海来了。也许也等不到别的东西成为爱——
有人敲门，她抬头，看见是位同事，和自己的职级一样，但不太受重用，大概少了几分运气，因此似乎私下对自己不满，“万小姐？”
“嗯？”
男子趁机走进来，靠在门边，“这样高兴，看来是找到下家了？”
她笑了笑，不答，伸手去把唱针拿起来，换了一张唱片，一看，心道真巧，然后放了上去。唱机里转而流出《四郎探母》的声音，她也没跟着唱，听了一段之后才答道：“我又不是杨家将，也没有赵官家，难不成还打一回沙滩会？”
男子看着她，她挑着眉毛看回去，男子见她还是这副样子，心中忿忿，“你倒是转得快。恐怕一早就通了辽吧？”
她这下笑出声来：“没看出来，你对日本人还忠心得很呐。可是王先生，日内瓦公约也只保护这时候投降的人，早前儿投降的人，就是跟着走，谁也不保护了，侬晓得吧？”
那人走了之后。她又把《妆台报喜》放上来听。对方给她提了好几个提议，她一个都不喜欢。请她帮忙，晚了。何况这个前倨后恭的，她凭什么帮忙？再说，帮他，她还不如去救自己的日本老师——
那日本男子在哪里了？回去了，还是留在东北？也许无论在哪里，他都已经玉碎了。那人会的，即便可惜。
唱片听完了，她将唱片唱机都收好，关上门，从自己抽屉里找出个信封，把钥匙放进去，封好，放在桌上，然后收拾了包——没有几样要带走的东西，连小小的坤包都装不满，正如她来的时候，只有自己一个，简直是无牵无挂——又从从容容地下楼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