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是最好的计划，计划内尚且要保留做不到的那个部分。何况计划外。要是计划外出现了，她只能跟着计划外去调整，有时候调整得费力，亦步亦趋地追就像用有限的收入追无限上涨的物价。
母亲的病是从计划内来到计划外的，而且渐渐有了野马脱缰的趋势。从她记事起，她就知道她的母亲是“先天体质弱”、“生下自己之后身体更差”——这话说的好像是生下她是一种罪孽一样，因为第一她带走了母亲的健康，第二因为她带走了母亲的健康而使得父母不再有孩子，父亲拒绝纳妾也就没有了继承香火的人，第三，因为前两点，父亲流连烟花，母亲感到被抛弃，心境日益抑郁，随着年岁渐长变得偏执：这些都可以怪她。
她早前总是抱着对此类观点的里外一致的反对和抵制，现在有了阅历，反观内心，知道自己表面上当然还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但心底多少也觉得是这样一回事——不然呢？要不这么多年为什么总是对母亲心怀愧疚、哪怕是在母亲最无理取闹的时候？
她印象中母亲一直有食不下咽的问题。只是自己还小的时候似乎没人把这当回事，尤其是母亲自己，觉得很不要紧，少吃点正好每年不用放大旗袍，而且几十岁的年纪身材依旧好，多少有些骄傲。结果前阵子，母亲突然大病一场，先是莫名发热高烧，接着全身疼痛，恶心呕吐好不容易被压下去，食欲不振就接踵而至，上腹胀痛一直不缓解，几日之后又变成腹泻——这还说不好是病的还是吃了通便药该有的结果，总之一发不可收拾，她实在看不下去，和汤玉玮一道强拉母亲去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医生说是乙肝。
乙肝？
是。
她努力站住了，不要摇晃，实际上已经不能判断自己有没有在摇晃。
现在情况严重吗？
现在嘛……
其实只有一半的意识在听医生说话了。但要等到汤玉玮来，问她，她才知道自己并没有记住——不能复述，整理不起来——又要等到汤玉玮从医生那里回来，她才想起来自己之所以不能复述，是因为精神打击，是因为医生说到了很多要用的药、也要说到了基本上都没有，然后婉转地问她能不能弄一点。
她是有渠道，还很可靠，但是不一定都能弄得到，最重要的是，不一定能支付得起治疗个好几年的价钱。
等她镇定下来，两人又一道去见医生，末了得到的答案是，弄药不容易，先吃点中药吧。
医生说这话时并没有别的表示，只是用略带好奇的目光上下打量她们两个。她当然明白那种打量，没有别的意思，大概好奇她们是否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至少在钱的层面上。
是这样吗？不完全是。不是吗？其实也是。
药店到了。西药她问了问，有的极少，价钱又涨了一些。一开始想着这药吃了也不过缓解症状、就不想买，转念又觉得除了缓解她还有什么能做的？治疗、缓解，都在医院，医院之外——
你可以给你妈妈增加营养，养好身体，要是不舒服，就吃点药。
医生这么说。她把药买了。然后出门，正好撞见一辆黄包车，却没有拦下，选择走路回家。
母亲后来当然是住院了，她不得不陪护，在医院的炉子旁一边看着粥一边做翻译，和女佣两班倒——说起来是两班倒其实有时候她休息她还要出去办事，一出医院大门就是汤玉玮在等着她，亲自接她去，又护送她回。这也都还好，费神的是母亲和来探望母亲的各色等人。
从冷清的大街穿过，一路快步回凡尔登花园，偶尔看见一两辆停在街边的汽车，她都会仔细打量，看看是不是认识的人——那些她往日不认识、只是在母亲的话语中听过名字的人。她不想见到她们，但又不得不见，见了还要陪笑脸。她承认自己的算计有点过分，指望着这些人出于面子也好情谊也罢，支援母亲的痊愈事业。谁想得到上门探望的只带了关心，并没有营养品，好像这里不是上海而是大后方一样，东西难买，大家没钱——打牌赌钱的时候就有了！
她们来，她招待，还要专门准备东西招待，还要考虑母亲是否合适见客——哪怕她的考虑和决定母亲未必会听——还要准备给母亲保暖的东西，还要和租客沟通让他们不要见怪也不要打扰，方方面面全是算计，最末，还要一道见客。
她的心力只想用来考虑避免母亲因营养不好而病情加重，这已经够难了！
到家，上楼，看见母亲疲倦睡了，问过吃药没有，和女佣对完账，和难得在家的租客聊两句，然后上楼去，开始她耽误了一天的翻译工作，从下午时分，一直坐到了天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