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这名包工头介绍，在火车站有不少想找活干的农民工，常常是写上一块牌子，放在自己的脚下；此外，火车站周围的旅馆、饭馆为了招收临时工，采取同样的方法，这其中有的是正规的，有的是偷偷干的；有一些人会走到农民工面前询问：你想找活干，还是想找干活的？不少像社会痞子和小混混的就专门干这个“差使”，他们不会告诉你自己的真实姓名，只是告诉你一个小名、绰号或者姓氏，像“黑蛋”、“小陈”什么的……他们相互联系的方式比较固定，他们若是出面，外地来的农民工一般会跟着他们走，原因是害怕他们。
曾家辉倒是了解过这样的情况，“那你招用去砖窑干活的农民工容易吗？”
包工头表示还是有点困难，“年轻人或者有点本事的不愿意干，若想找到一批工人往往需要等上好几天甚至一个星期。比如，我承包的砖场需要招用三十多个农民工，因为一次招不够，所以一共分成四五批次的招。”
“你找来这些民工，采用的是什么方法？你付出了多少本钱？”
包工头似乎想了一会儿，在一旁的民警严厉的让他老实交待之后，才慢慢的道：“少数是我自己找来的，大部分是通过当地人在火车站帮忙找来的。一个叫黑蛋的人就给我介绍了七八个农民工，我当时在火车站附近租了几间房子，找来的农民工就住在那里，等凑够一车人，便叫来出租车将他们送来。此外，这几十个农民工分别来自不同的省市。要说花销也是很多的，首先要付介绍费。黑蛋他们每向熟人介绍1个农民工需收取一百块，倘若是向生人介绍则需收取三四百元。对我而言，由于是按照熟人介绍收费标准，所以只收取了一千多元，加上租房和租车的花销，拉一车人过来需要两千多块的样子。”
“你招用的农民工之中有未成年人吗？”
包工头有点支吾，半天才道：“有还是有的，反正多数人都没有身份证，具体多大我也不清楚。”“你给农民工的待遇是什么情况？”
“如果农民工一天能出够几万块砖，一个工人一个月下来能挣个一千多块钱，这个收入水平在这边算是一般情况。”
他的这一番话，在民警的审讯记录中也得到了印证。
接下来，他决定再去一次黑山村，调查需要进一步通过当地人提供情况。
调查组对镇黑山村村民也进行走访调查，“你们了解这些民工生活么？”
村民们反应：“他们就是干活，不干活就是吃饭。”
“你们怎么不到窑厂出工？”
“我们出工要钱，那些民工都是免费劳力。”
“你们平时能关注到他们吗？”
村民摇头，“我们不进去，那儿又没有我们要干的活，我们自己也忙，没空去关注。”
事不关已，高高挂起。
曾家辉知道村民们并不是忙而不关注，更不没空。事实上，窑工们被虐的这个砖窑并不荒僻，位置在黑山村东南角的一个小山沟，占地几十亩，砖厂晒砖的空地就是很多村民的地头，旁边还有小卖部和饭馆儿。但是，对于砖窑里的所发生的一切，似乎并没有引起村民们的注意。”
一座一度挣扎在赢亏边缘的砖窑，如何在这两年成为“人间地狱”？
一个党龄32年的村支书，何以成为黑砖窑的“保护伞”？
长达几年时间里，相关职能部门屡屡造访，为何总是“视而不见”？
持续这么多天的“风暴”，让这个令全国侧目的黑砖窑只剩下断瓦残垣。那几十个出砖口均被泥土填封。
对这些，曾家辉专门找了蒋老板的妻子。
“事实上，前两年窑场一直没有挣到什么钱。每年也就几百万砖。”
窑主蒋正丰的妻子说。
而砖窑最初两年的效益不佳，直接源于早期雇佣本地工人的生产方式。“以每天几十块的工钱，只能雇到年老体弱的妇女。”蒋正丰的妻子说，“一遇到下雨，找不到人干活，只能干看着砖坯被淋烂。”
黑山村并无多少村办企业，大多青壮年劳力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到附近的煤矿里挖煤。砖窑因为属于重体力活，工资又远不及挖煤，一直少有青壮年问津。
而整个石城县的砖窑数目，当地政府披露为一百多座有95%以上无合法手续。曾家辉带领调查组走访邻近多名砖窑主后获悉，由于砖窑所需的原料，黏土几乎免费，人力成本在砖窑经营中所占比例巨大。所以“要想扩大利润，只能在这上面做文章”。这直接导致了窑主蒋正丰与包工头之相达成共识。
蒋正丰经营砖厂，但下面还有一个承包人，从蒋正丰家属出示的字据显示：一年蒋正丰需要支付给包工头六十万元左右的工资费用，依照一百人的规模，每人每月只有五百多元的工资，包工头还得赚取其间的主要部分。这一标的低得出奇的的承包协议的签定，从一开始就明显意味着所雇佣窑工的特殊性。而作为窑主的蒋正丰却与包工头达成默契，甚至作为协议知情者的村支书也未表示任何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