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身披衣，我来到书案前，磨好了一砚墨汁，铺开宣纸，略略沉思一阵，提笔挥毫，写下了一简单的词来纪念我们的曾经，我们的相遇相识，相知相惜：
“伽倻琴，琴响撩心尘。羽箭取自苍鹰尾，罗裙难掩胭脂雪，迎君来；
辽河水，水涨洗苔痕。犹记当年携手处，西风虽凉妾意暖，一并归。”
[：伽倻琴，一种朝鲜乐器，又称朝鲜筝]
多尔衮在入京之后，一切布置都同范文程、洪承畴、冯等汉臣商议后酌定。因为他知道，此时单纯依靠少数满洲贵族和入关前大清的统治机构，已经不适合君临天下的需要和统一华夏的愿望，而明朝旧有的各种制度无疑是可以满足这种需要的有利而又直接的工具。因此，在明清的鼎革交换之中，只不过是“主易制存”，换汤不换药，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均恢复并开始运转，使一部本已瘫痪的国家机器重又开始缓慢运行了。
首先，范文程和洪承畴两人拟就了两道告示，四处张贴，晓谕天下。一道是打出“除暴安民”的招牌，羁百姓，笼络人心，一道是为崇祯帝发丧，收买人心。因此两条，也确实收买了百姓与士人之心。
同时他又下旨戒饬官吏，网罗贤才，收恤城内贫民。复令曰：“养民之道，莫大于省刑罚，薄税敛。自明季祸乱，刁风日竞，设机构讼，败俗伤财，心窃痛之！自今咸与维新，凡五月初二日昧爽殴，田、婚细故，就有司告理。以前，罪无大小，悉行宥免。违谕讼，以所告罪罪之。重大者经抚按结案，非机密要情，毋许入京越诉。讼师诬陷良民，加等反坐。前朝弊政，莫如加派，辽饷之外，复有剿饷、练饷，数倍正供，远者二十年，近者十馀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诸名目，巧取殃民。今与民约，额赋外，一切加派，尽予删除。官吏不从，察实治罪。”
可以说，入京两个月后，多尔衮为安定民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已经略见成效，尤其是明朝著名的“三饷”重税一经废除，京畿地区人心稳定，故明官民感恩戴德，理所当然地大大改变了对清朝的恐惧，开始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营生。
倒是各个带兵的满洲贵族和王公们对多尔衮很有意见了，由于八旗兵不耐酷暑，在盛夏到来之后要尽量避免出兵征战，所以多尔衮令他们驻扎在城外，等待两个月之后秋凉，再向山陕进军围剿李自成的残余势力。由于城中粮草匮乏，多尔担心手下这些享受惯了的八旗兵会擅闯民宅，骚扰百姓，所以特别规定凡军兵出入城门者，须持他的标旗加以制约。
开始也还可以勉强忍受，可是日子一长，每日不得不在外面挖坑做灶，生火做饭，吃些粗粮或者苞谷干粮的丘八大爷们开始抱屈叫苦了。要是按照以往征战倒也可以忍受，毕竟那是条件所限；可眼下燕京在手，眼前就摆着天下最繁华的城市，数不清的财富和女人，却近在咫尺而只能望洋兴叹，他们怎能不眼馋惦记？更何况很多人都参与过皇太极在位时期数次破关南下的抢掠，习惯了烧杀**掠，收获大批奴隶财富的日子，眼下被多尔衮的命令严厉地约束着，各个暗地里满腹牢骚。
眼下盛夏时节到了，华北平原，京畿一代格外酷暑难耐，住在帐篷里面像蒸笼，而河水干涸，打井取地下水又苦涩难饮，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的军士们叫苦连天，可是几乎所有的上级将领们惧怕多尔衮的权威，不敢向多尔衮禀报这些底下的事情。唯独有一个人不怕，他就敢直言直语，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阿济格直接在朝堂上向多尔衮抱怨道：“咱们八旗将士总不能老留住城外，在道旁埋锅造饭，吃那些糠菜饽饽，个个面黄肌瘦的打不起精神来吧？如今燕京就在咱们手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大可乘此兵威，大肆屠戮，抢掠财物和女人，然后留一个可靠的人守燕京，大军或者退还盛京，或者退保山海关，可以保证没有后患，何必要忍饥挨饿受这份罪？”清国倾城之摄政王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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