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文化上要切断他们的根。加速推进同化政策，但要有选择性。对那些愿意改信天主教、取法国名字、送子女进法语学校、公开宣誓效忠法兰西的本地精英——不管是越南人还是华人——给予完整的公民权，让他们进入殖民政府的中低层，让他们拥有土地和商业特权。要让他们觉得，做法国人比做什么‘亚洲兄弟’更有利可图。”
“第三，经济上要分化。华人控制了米业、橡胶、航运，这是事实。我们不能一下子把他们全逼到对立面。要拉拢大的，打击小的。给那些最大的华商家族特许权和合同，让他们赚到钱，然后通过他们去控制、去镇压那些小商贩和工人。记住，饥饿的肚子最容易滋生革命，但如果肚子是华人老板让他们饿的，他们的仇恨就会转向华人老板，而不是我们。”
一位文官模样的部长助理犹豫道：“可是部长，这样做会不会……有悖于共和国的价值观？而且，华人非常精明，他们可能表面上合作，暗地里——”
“共和国？”杜梅格冷笑起来，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灯火阑珊的巴黎，“先生们，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巴黎的沙龙，是远东的殖民地。在那里，价值观是建立在军舰的甲板和步枪的射程之上的。至于华人精不精明……”他转过身，阴影遮住了他半边脸，“那就看我们能不能给出让他们无法拒绝的价格了。记住，我们的底线是：印度支那必须永远是法兰西的印度支那。为此，我们可以和魔鬼跳舞——但音乐必须由我们来弹奏。”
会议在午夜散场。官员们陆续离开，杜梅格独自一人留在会议室。他走到那幅巨大的远东地图前，目光从印度支那缓缓移向南方——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海。那些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此刻在他眼中不再是盟友的领土，而是多米诺骨牌的前几块。新加坡已经摇晃，接下来会轮到谁？西贡？河内？还是巴达维亚？
他拿起一枚红色的图钉，按在西贡的位置上。接着又拿起一枚，按在河内。图钉在煤气灯下泛着血色的光泽。
“不能让火势蔓延。”他喃喃自语，“至少，不能先在我们这里烧起来。”
而在海牙，焦虑以一种更阴郁的方式弥漫。荷兰这个曾经的“海上马车夫”，如今已日暮西山。议会里关于荷属东印度局势的辩论充满了无力感和相互指责。殖民大臣在质询中满头大汗地辩解：“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但预算有限，舰队需要更新，陆军需要扩充，而本土的纳税人已经不堪重负……”
巴达维亚发来的求援电报一封比一封急迫。最新的电报里，总督用近乎绝望的语气写道：“……新加坡事件后，本地华人的情绪明显变化。过去他们对政治冷漠，只关心生意，但现在聚会增多，阅读‘有问题’的出版物，对殖民当局的指令消极抵抗。土着民族主义者受到鼓舞，在泗水、三宝垄等地出现煽动性演讲。苏门答腊的亚齐人似乎重新活跃起来，有情报显示他们可能从外部获得了武器。我们的海岸线太长，军舰太少，驻军分散。如果发生大规模骚乱，我们将无力控制。急需增派至少两艘巡洋舰、三个步兵营，以及额外的一千万盾紧急拨款……”
殖民大臣读完电报，摘下眼镜，疲惫地揉着鼻梁。他知道这些要求不可能被满足。荷兰海军最新的巡洋舰还是二十年前下水的，陆军的主力还在欧洲防备德国。至于一千万盾——议会能批出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最终，内阁的决策是典型的“小国智慧”：一方面，命令东印度舰队加强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的巡逻，做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另一方面，秘密指示巴达维亚总督，可以与英国、法国共享关于南方军委和“南洋解放阵线”的情报，甚至可以允许英法的军舰在“必要时”使用荷属港口补给，变相引入外部力量协助防御。同时，尝试与一些“温和的、理性的”民族主义领袖接触，比如那个在万隆教书、一直主张“渐进自治”的苏加诺博士，给予一些模糊的自治承诺，试图稳住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