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要看您的政治智慧了，总督阁下。”威尔逊往前倾了倾身，“‘咨询委员会’可以成为我们分化华人社群的舞台。拉拢那些有钱的商人、那些受过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给他们一些甜头——市政工程合同、商业特许权、甚至爵士头衔。让他们去和那些激进分子斗，让他们自己去分裂。而我们要做的，是在他们背后提供支持，但绝不亲自下场。至于和南方军委的对话……”威尔逊压低声音，“外交部的远东司已经在通过缅甸的中间人，尝试建立一条非正式的沟通渠道。我们不指望李幼邻真的停止支持叛乱，但至少，也许能达成某种默契，比如他不公开煽动针对英国人的暴力，而我们在某些领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金文泰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他闻到了威士忌的味道，闻到了雨季潮湿的霉味，闻到了窗外飘来的、这座受伤城市的气息。他想起那些死在街头的年轻士兵——有些才十八九岁，从利物浦、从曼彻斯特、从爱丁堡被送到这里，死在一片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土地上。他想起那些华人尸体被草草掩埋的乱葬岗。他想起码头上那些因为贸易中断而失业的工人空洞的眼神。
“我会执行伦敦的指示。”他最终说道，声音疲惫得像是在砂纸上磨过，“但请您转告首相：当我们在谈判桌上让步时，李幼邻正在他的地图上画线。今天我们让出一步，明天他就会要两步。这不是终结，这只是开始。”
威尔逊没有回答。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豆大的雨点敲打着玻璃，像是无数的手指在急促地叩问着什么。
几乎在同一时间，巴黎殖民部那栋华丽而古旧的大楼里，一场气氛凝重的会议正进行到深夜。长条会议桌上铺着绿色呢绒，水晶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墙上的巨幅地图上，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被涂成蓝色，从北圻的红河三角洲一直延伸到南圻的湄公河平原，像一块贴在中国南疆的膏药。可现在，这块膏药的边缘似乎在卷曲、在剥落。
殖民部长夏尔·杜梅格用一根银质裁纸刀轻轻敲打着西贡的位置，发出笃笃的轻响。“先生们，新加坡发生的事，绝不能在印度支那重演。绝不能。”他重复了两次，每次敲击的力度都更重一分。
“部长先生，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印度支那总督府特使、一位头发花白的陆军上校站起身，指着地图汇报道，“过去一个月，我们向交趾支那增派了两个外籍兵团营，加强了河内、海防、西贡的城防，所有华人社团和学校都处于严密监视之下。越盟的活动确实在增加，但我们的情报网正在渗透，已经有十几名骨干分子被逮捕——”
“逮捕？”杜梅格打断了他，裁纸刀在空中划出一道冷光，“上校，新加坡的英国人逮捕了上千人，枪毙了几百人，结果呢？暴力反而升级了！因为问题不在几个人，而在人心。我收到报告，西贡的华人商会最近三个月有超过两百万法郎的资金流向不明，很可能通过地下渠道支持了叛乱组织。河内的明乡人（在越华人）子弟，过去以进入法国学校为荣，现在却偷偷传阅从广西、云南走私进来的中文小册子，上面写的是什么？‘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驱逐殖民者’！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堂、我们的工厂，正在培养我们自己的掘墓人！”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只有窗外巴黎夜晚的马车声隐隐传来，遥远而不真实。
“那部长的意思是？”有人小心翼翼地问。
“两手都要硬，但方法要聪明。”杜梅格放下裁纸刀，双手撑在桌面上，“第一，军事上继续施压，但要更有针对性。不要大规模搜捕，那只会制造更多敌人。我们要用精锐的小分队，实施精准清除，特别是那些与南方军委有联系的骨干。暗杀、绑架、制造意外——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我要让那些想和外人勾结的叛徒，在睡觉时都睁着一只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