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负责本地事务的文官小心翼翼地开口：“总督阁下，强硬手段或许会适得其反。华人社群在这里根基深厚，控制着大米贸易、航运和很多实业。而且……据安全局报告，一些本地民族主义组织，比如阮爱国（即胡志明）那些人在北方活动频繁，他们很可能借机生事。”
“那就一起镇压！”魏刚不耐烦地挥手，“华人、安南人，任何胆敢挑战法兰西权威的，都是敌人！命令外籍兵团进入最高戒备，必要时，我们可以借鉴英国人在新加坡的做法——用铁腕恢复秩序！”
但命令下达后，魏刚独自站在办公室的阳台上，望着西贡河上往来的舢板，心中并无底气。法属印度支那太大了，从东京湾到湄公河三角洲，漫长的边境线防不胜防。而新加坡的“榜样”太过鲜活：原来殖民者的军队并非不可战胜，原来街头巷战可以持续这么久，原来广播里的声音可以穿透千山万水，点燃人心深处的火种。
河内、海防、岘港，小规模的罢工和示威已经开始出现。虽然很快被宪兵的马队冲散，逮捕了几十个领头者，但不安的情绪像雨季的湿气，无声无息地渗透进每个角落。咖啡馆里，人们压低声音谈论着新加坡；码头工人卸货时，会突然停下活计，望向南方；就连总督府里的安南籍仆役，眼神里也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四月二十日。
荷兰总督德·扬·范·斯塔肯博格同样彻夜难眠。比起法国人，荷兰人的处境更加尴尬：本土国力衰微，远东舰队老旧，而要统治的却是横跨数千公里、包含数百个岛屿、上百个民族的庞大 archipelago。
“加强海军巡逻！特别是马六甲海峡和苏门答腊东海岸！南方军委的走私船可能从任何一个小海湾渗透进来！”斯塔肯博格对海军司令下令，语气急促，“各地驻军提高警惕，任何未经批准的集会立即驱散！华文报纸全部送审，有问题的直接停刊！华文学校要重点监控，教师名单要一一审核！”
司令领命而去，但斯塔肯博格知道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荷兰在东印度的统治，很大程度上依赖与本地土王、华商首领的合作，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分化制衡。但新加坡事件像一块巨石投入本就暗流汹涌的池塘：华商们开始闪烁其词，不愿再像以前那样配合；一些激进的本土青年团体在偷偷传阅从新加坡流出的传单；甚至苏门答腊和爪哇的几个土王，也以各种借口推迟了原定要来巴达维亚的“致敬之旅”。
更让他心惊的是情报部门的一份密报：在爪哇中部的山区，出现了一些来路不明的武装人员，装备虽然简陋，但组织严密，行动迅速，疑似与“南洋解放阵线”有联系。而荷兰驻军分散在各岛，一旦多点爆发骚乱，根本无力应对。
斯塔肯博格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从苏门答腊到新几内亚的漫长弧线。这里的橡胶园、锡矿、石油，是荷兰王国重要的财源。绝不能乱。可是，该怎么防？防得住人心的浮动吗？
东京，海军军令部与陆军参谋本部，四月二十二日。
与欧洲殖民者的焦虑不同，新加坡的乱局让倭寇军部内部的一部分人兴奋不已。海军军令部的作战室里，一群校级军官围着南洋地图，眼睛放光。
“天赐良机！”一名海军大佐用指挥棒重重敲在荷属东印度，“英国人被新加坡缠住了手脚，荷兰人虚弱得像病人，法国人自顾不暇！而南方军委刚刚吞下缅甸和暹罗，需要时间消化。这正是帝国南下，夺取石油、橡胶、锡矿的最佳时机！控制南洋资源，就能掐住英美在太平洋的喉咙！”
“愚蠢！”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位少将拍案而起，“中国问题尚未解决，关东军还在华北与中国人周旋！此刻南下，必然与南方军委冲突。他们能迅速击败英军占领缅甸，陆军战力不可小觑！更重要的是，这会直接刺激美国！帝国海军有把握同时对付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南方军委的海上力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