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手里有一张牌。一张叶援朝不知道我有的牌。”
苏清瑜沉默了两秒。“你说的是省纪委何建国那条线？”
“对。”齐学斌说，“何建国是省纪委常务副书记。他跟叶援朝之间一直有矛盾。如果我把手里掌握的关于叶派在清河行政系统中系统性懒政渎职的证据，通过合适的渠道送到何建国手上，他一定会利用这些材料在省委常委会上对叶援朝发难。”
“但光靠懒政渎职的材料，能阻止撤县设区吗？”
“单独看不行。但如果再加上另外两样东西就行了。”
“哪两样？”
“第一，星光基金方面的正式声明。你帮我起草一份以基金管理方名义发出的函件，内容是：如果清河县行政建制发生变更导致合作协议条款无法继续履行，基金方将启动国际仲裁程序并保留撤资权利。这份函件直接寄到省长办公室。”
苏清瑜在电话那头快速记着。
“第二，”齐学斌继续说，“沈家那边的关系。沈曼宁的父亲在军方有人脉，军方在地方行政区划调整上虽然没有直接的话语权，但沈家通过军方的关系在省里有自己的声音。如果沈家在关键时刻表态不支持撤县设区，叶援朝的压力就会更大。”
“你已经跟沈曼宁说了？”
“还没有。今天就说。”
“学斌，”苏清瑜的语气忽然变得沉重，“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现在是一个副处级的常务副县长，你在对抗的是一个常务副省长和一个市长。级别差了好几级。如果他们发现你在暗中操盘这些事，你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
“我知道。”齐学斌的声音平静得不像一个正在做生死抉择的人，“但如果我不做，清河的一切就结束了。六年的心血，十四亿的外资，新城里几万人的就业，还有那些信任我的人。这些东西比我的政治生涯更重要。”
苏清瑜没有再说什么。
半晌之后，她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柔。
“好。我帮你。星光基金的函件我三天之内准备好。”
“谢谢你，清瑜。”
挂了电话，齐学斌又连打了三个电话。
第一个打给了沈曼宁。他用最简短的语言说明了情况。沈曼宁只听了两分钟就说了一句话：“我今晚就打电话给我爸。”
第二个打给了老张。他安排老张把过去一年收集的萧江市各部门懒政渎职的材料全部整理成册，做好两份备份，一份锁在保险柜里，一份随时可以交出去。
第三个打给了一个他很少联系但始终保持着关系的人。
省纪委常务副书记何建国的秘书。
“张秘书，我是清河的齐学斌。麻烦你帮我转告何书记，我有一些材料想当面向他汇报。内容涉及萧江市部分干部的行政作风问题。时间的话，何书记看什么时候方便。”
电话那头，张秘书显然有些犹豫。一个副处级的县干部直接找常务副书记汇报材料，这不太符合常规程序。
但几秒钟之后，张秘书的声音恢复了平静。
“齐县长，我记下了。何书记最近日程比较满，我帮你约一下。有消息了给你回电话。”
“好。谢谢张秘书。”
齐学斌放下电话，靠在椅背上。
三通电话，三条线，同时启动。
这是他到清河六年以来第一次同时动用所有的暗棋。之前他一直在克制，一直在等待最佳的时机。因为这些牌一旦打出去，就没有回头路了。
何建国那条线，是他在省纪委最重要的关系。何建国跟叶援朝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叶援朝在省里经营多年，手伸得太长，连何建国分管的几个领域都被他渗透了。何建国一直在找机会反击，但苦于没有过硬的材料。
齐学斌手里的这些材料，虽然只是行政懒政层面的东西，但数量多、时间跨度长、涉及人员广。如果汇总起来呈上去，足以在省委常委会上引发一场关于萧江市领导班子执政能力的讨论。
讨论本身不一定能扳倒谁。但它会在关键时刻给叶援朝施加额外的政治压力。一个正在被省纪委关注的副省长，在推动撤县设区这种敏感议题上，就不得不更加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