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佛教有利于反封建制度。佛教最重平等，妨碍平等的东西，必须去除；佛教最恨君权，而释迦牟尼佛原来是王子，出家为僧，他看做王就与做贼一样，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苏、章二人为了宣扬民族主义与民权思想，可谓是借佛教的思想与典故来旧瓶装新酒。释迦牟尼舍弃迦毗罗国太子而出家，是他深感于人的生死无常这一永恒难题。这和同盟会通常所说的民权思想没有什么契合点。
由苏曼殊起草、章太炎演讲的报告大获成功，同时也将佛学禅宗引入了革命阵营中。时人记载，当时留学生中，人手一本《心经》，以学禅为要务之一。
苏曼殊，作为革命党中的佛教界人士，自然更受留学生们的推崇。章太炎的弟子汪东，在当时就曾是崇拜者之一。他记载，他在十六岁时在东京认识了苏曼殊。苏曼殊那时还穿着日本衣服，蓄着头发，这和他的和尚身份格格不入，所以粉丝极多。他为人少言笑，也没什么高兴或是发怒的表情变化，一切显得淳然天真，所以大家都喜欢和他亲近。那时的汪东只是革命党中的小字辈，和这些革命巨子出游，猛气如虎，气场十足，走路都想横着走。按汪东的说法，当时小弟见了大哥的面都是要“高揖”（双手抱拳高举过头作揖，古代作为辞别时的礼节）的，而见了苏曼殊，则是从内心里折服。
如果说黄兴以勇武作为革命的实力派的话，苏曼殊则以品行作为革命的偶像派。这种说法，不是说苏曼殊长得帅或者有欺骗性，而是像《孟子·尽心上》中比喻君子时说的那样：“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就是说君子的德性表现于外，而有温润之貌，敦厚之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睟面盎背”的意思。
光复会的同志都是实干家
过了处暑，东京凉意袭来，苏曼殊与刘师培、陈独秀又返回上海了。不久，受刘师培之邀，苏曼殊前往芜湖皖江中学任教。
安徽是当时除湖南之外新学大盛的又一个省份，皖江中学则是其新学的代表。这所学校由桐城派巨人李光炯创建于长沙，叫“安徽旅湘公学”，后来因为在湖南处境艰难，就搬到了芜湖。
这所学校虽然叫“公学”，但是没有固定经费，规模还很大。
李光炯请了当时有名的教师前来任教，比如黄兴、张继、刘师培、陈独秀、陶成章、谢无量，等等。安徽一时成了国内革命精英荟萃之地、革命运动中心和文化舆论阵地。创办私人学校的李光炯，从哪里给这些人弄来钱发工资呢？李光炯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法保举张伯纯为官立赭山中学的监督，彼此合作，比如苏曼殊、刘师培等到皖江中学任教就是由赭山中学开出优厚薪水。
讽刺的是，安徽的“公学”多为私立，教师比如陶成章、龚宝铨这些军国民教育会的老成员，多是职业的革命者，拿着清朝的工资反清朝。学生们也成了革命的狂热追随者，革命党的活动一时空前频繁。
苏曼殊，我们知道，对于入会党这种一般人望而却步的行为，他一般是来者不拒的。在皖江中学，会党势力最大的就是他在军国民教育会的老朋友陶成章、龚宝铨主事的光复会，苏曼殊自然是十分乐意加入其中。
陶成章这个人也比较有意思，少有志向，以反清为己任，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未果。第一次是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直抵京师，陶欲乘乱刺杀那拉氏于颐和园，没有成功。陶于是赴奉天、蒙古等地察看地势，意图为日后的刺杀作准备。没想到回来的途中，经费用完了，只能走着回来，走了七天七夜，差点饿死。两年以后，陶再次北上谋刺，亦未果。
后来他只身东渡日本学习陆军军事技术。1906年回国后，联络闽、皖各省同志，成立光复军，被举为五省大都督，继而偕龚宝铨、敖嘉熊赴芜湖，在安徽公学和苏曼殊一起任教，同时联络岳王会人和南京新军中革命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