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降低标准？”林凡问，“比如，不按四级公路标准，按等外路标准？不铺沥青，铺水泥？甚至不铺水泥，就铺砂石？”
“可以降低。”老陈说，“但降不了太多。山区修路，最大的成本是土石方工程和地质灾害处理。这些省不了。如果降到最低标准，可能也要六七百万。”
“那如果分步实施呢？今年修一段，明年修一段？”
“这个……”老陈想了想，“技术上可行，但管理上麻烦。修一半放那里，容易出安全问题。而且，万一明年没钱了，怎么办？”
又是钱的问题。
林凡合上文件夹：“陈股长，如果发动群众投工投劳，能省多少？”
“人工费能省一部分。”老陈说，“但现在的农村，劳力是个问题。而且，机械作业的部分，群众干不了。”
“那如果县里出机械和材料，群众出劳力，组织村民分段包干呢？”
老陈眼睛一亮：“这倒是个思路。以前修农田水利，就是这么干的。但修路技术要求高，得有人指导。”
“局里能不能派人指导？”
“可以是可以，但人手紧张。全县那么多路要修，技术员就这几个。”
又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每个问题的背后，都是资源约束——钱、人、时间。
回到办公室，林凡站在窗前。窗外是县城的街道，车来人往，还算热闹。但他知道，在那些看不见的山沟里，有很多人在等着一条路。
他想起了张怀民说过的话：“在机关，你解决的是抽象问题；在基层，你解决的是具体问题。抽象问题可以用理论、用政策；具体问题，只能用智慧、用汗水，有时候还得用妥协。”
现在，他体会到了。
傍晚，小王来敲门：“林副局长，李局长说晚上一起吃饭，几个乡镇的领导也想跟您认识认识。”
林凡知道，这种饭局不只是吃饭，更是工作的一部分。在基层，很多事是在饭桌上谈成的。
饭局在县城一家普通的餐馆。来了七八个人，除了李建国，还有白水镇的老陈、青山乡的小吴，以及另外几个乡镇的分管领导。
菜很简单，但酒不少。李建国举起杯：“来，第一杯，欢迎林副局长。”
大家都站起来。林凡不会喝酒，但这个时候，不能不喝。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小口，火辣辣的感觉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林副局长，今天会上您说的那个公平问题，说到我们心坎里了。”青山乡的小吴说，“但现实是，公平和效率，有时候就是冲突的。”
“我知道。”林凡说，“所以才要想办法，在冲突中找平衡。”
“怎么找？”白水镇老陈问，“八百万，二十多条路，怎么分都有人不满意。”
“能不能这样，”林凡放下酒杯，“我们换个思路——不按条分，按需求分。比如，有些路只需要维修，花不了多少钱；有些路需要新建，花钱多。我们把这八百万，分成维修资金和新建资金两块。维修资金，普惠性地给每个乡镇分一点，解决最紧急的安全问题。新建资金，集中投到一两条最急需、效益最好的路上。”
这个思路，让大家眼前一亮。
“维修资金怎么分？”有人问。
“按路况等级分。”林凡说，“路况越差、安全风险越高的，分得越多。每个乡镇自己报，局里核实，公开透明。”
“新建资金选哪条？”
“这个要慎重。”林凡说，“要综合考虑受益人口、经济效益、安全风险，还要考虑群众意愿——修路要占地，要拆迁，群众支持不支持很重要。”
“这个办法好。”李建国点头，“维修资金解决眼前的安全问题，新建资金解决长远的发展问题。虽然钱还是不够，但至少每个乡镇都能分到一点，都能做点事。”
饭桌上气氛活跃起来。大家开始讨论具体怎么操作，怎么保证公平，怎么防止扯皮。
林凡一边听，一边思考。他发现，在基层，解决问题往往需要更灵活的思路，更需要创造性地运用政策，更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这和在省厅时完全不同。在省厅，更多是执行上级政策，是规范程序，是监督管理。在基层，更多是面对具体问题，是寻找可行方案，是协调各方利益。
两种工作，两种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