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骏的背脊挺得更直了些，喉结不明显地滑动了一下。“方局，我正是按规矩办事。任念是重要证人，口供必须及时、合法取得。在医院，也是征得医生同意，并在其监护人到场的情况下进行的。”
方振国把烟狠狠按灭在烟灰缸里，溅起几点灰烬。他抬起眼，目光像淬了冷的钉子，直直扎向严骏，“规矩？严骏，你跟我这儿背手册呢？”
他身体前倾，手肘压在杂乱的文件上，声音压得低，却每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分量。
“是，流程上你没错。申请批了，医生点头了，监护人也戳在那儿了。然后呢？你就觉得万事大吉，可以理直气壮了？”
他短促地冷笑一声，摇了摇头，那眼神里满是失望和一种“你怎么这么不开窍”的焦躁。
“我告诉你什么叫规矩！规矩是死的，办案的人是活的！重要证人？她现在是躺在病床上、刚捡回一条命、心理防线全崩了的受害者！你那套‘及时、合法’的取得口供，在她那儿，就是穿着制服、带着压迫感、在她最脆弱的地方又插了一刀！”
他的手指用力点了点桌面，发出沉闷的响声。
“你是刑警，不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脑子里除了程序、节点，能不能装点别的东西？装点人味儿，装点对受害者处境的判断！你那么急着问出来的几句话，万一让她彻底崩溃，后面再也无法配合，甚至口供因此出现反复、被质疑，这个责任，是你背，还是你那本《办案规程》背？！”
方振国喘了口气，眼神锐利如刀。
“别以为按着条文做事就可以站住了理。不顾时机、不讲方法、不考虑后果的生硬执行，那不叫遵守规矩，那叫机械，叫懒政，叫根本没动脑子！严骏，你让我很失望。”
他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淬了冰。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任何环节的证据瑕疵都可能被放大。尤其是……” 严骏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尤其是涉及受害者情绪不稳定的敏感案件，早期证言的固定，从办案角度考量，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因为受害者情绪不稳定，就无限期推迟关键取证，那才是对案件的不负责任。”
“负责任？” 方振国几乎要气笑了，他靠回椅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那是一个审视的姿态。“严骏，我问你，这案子现在谁在盯着？媒体？受害者家属？还是……别的什么人？你这么‘负责任’地急着固定证据，到底是怕案子办不下去，还是怕……有些不该翻出来的东西，捂不住了？”
严骏的脸色在日光灯下显得有些苍白，但他迎向方振国的目光没有闪避。“方局，我不明白您指的是什么。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不该翻出来的东西’，如果是指违法犯罪事实，那正是刑侦支队存在的意义，必须翻出来，查清楚。”
办公室里彻底安静下来，只有暖气片持续发出单调的“滋滋”声，像某种缓慢的倒计时。
方振国看了严骏许久，那目光里有审视，有复杂的考量，甚至有一丝难以察觉的疲惫。最后，他长长地、无声地叹了口气。
“严骏，” 这一次，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种近乎语重心长的意味，却比刚才的斥责更让人心头一紧，“有些线，不能踩。有些人，不能动。这不是我跟你打官腔，这是……生存的规则。你想查案，想负责任，可以。但前提是，你得先保证自己还能穿着这身衣服，坐在这个位置上。明白吗？”
严骏的背脊依旧挺直，但下颌线绷得更紧。他听懂了方振国话里未尽的深意，那不仅仅是关于询问受害者的方法问题，更牵扯到了某种他正在触及、却尚未看清的边界。
“那我问你，”方振国身体前倾，目光如炬，紧紧锁住严骏的眼睛，“谁让你派人去医院找任念做笔录的？”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暖气片“滋滋”的背景音仿佛被放大了。
“是我派的。”严骏迎着他的目光，声音平稳但坚定，“案件需要及时固定受害者证言，防止记忆随时间模糊或被干扰，这是标准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