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寒风卷过东瓯邑西的校场，扬起阵阵金黄的沙砾，打在木靶上噼啪作响。场边新竖起的“东瓯军”大旗被风扯得猎猎作响，旗面的玄色在铅灰色的天空下格外醒目。校场之上，黑压压站满了近五千名青壮男子，却并非往日操练时那般阵列齐整——他们有的穿着打满补丁的粗麻布短褐，裤脚还沾着田泥；有的裹着破旧的皮袍，那是从北方逃来的流民，冻得鼻尖通红；还有些人穿着半旧的甲片缀成的护身，是上次抗楚守城时的老兵，腰间别着磨得发亮的铜剑。人群高矮胖瘦不一，站姿也东倒西歪，嗡嗡的议论声像被惊动的蜂群，在寒风中弥漫。
点将台上，欧阳远身披一件玄色镶边的披风，与苍泓、灵姑浮等将领并肩而立。苍泓甲胄鲜明，手按剑柄，眼神锐利如鹰；灵姑浮则穿着轻便的皮甲，袖口挽起，露出结实的小臂，不时低头与身旁的军吏交代着什么。三人俯瞰着台下这五千之众，神色各有凝重——这是东瓯自建立以来首次大规模扩军，从三万余名青壮中层层筛选而出的精锐，将构成未来军队的基石。
人口的激增让扩军有了底气——近半年涌入的流民中，仅十八岁至四十岁的青壮便有近万；农业的稳步发展则提供了物质基础，粮仓里堆积的粟米足以支撑一支常备军的消耗。可北方楚国的威胁如同悬顶之剑，那位被怼回去的楚使带走的傲慢，迟早会化作兵戈相向。更让欧阳远忧心的是：若维持一支纯粹的职业军队，农忙时会夺占劳力，农闲时又需全额粮饷，刚复苏的东瓯经济根本扛不住；可若军队太弱，又难以抵挡外敌。如何在“耕”与“战”之间找到平衡，成了必须破解的难题。
“肃静！”苍泓突然运足中气暴喝一声，声浪如同惊雷滚过校场，瞬间压下所有嘈杂。新兵们被这声怒喝惊得一哆嗦，纷纷抬头望向点将台，连最散漫的流民也下意识地挺直了腰。
欧阳远上前一步，披风在风中展开。他没有披甲，依旧是平日处理政务的玄色深衣，但目光扫过之处，自有一股沉静的威严。“今日站在此地的，都是我东瓯的好儿郎。”他的声音不高，却借着风势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你们中，有的刚放下锄头，手掌磨出的厚茧还带着泥土；有的曾在山林渔猎，箭术能射中飞鸟；还有的经历过楚人的刀兵，胸口留着伤疤。无论来自哪里，你们都有一身力气，一腔保卫家园的热血。”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锐利：“可如今这世道，豺狼环伺。楚人在江北磨爪，山越的蛮部也在盯着我们的粮田。仅靠锄头，能护住你们的妻儿吗？仅靠渔网，能挡住敌人的戈矛吗？”
台下的青壮们沉默了，有人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柴刀，有人低头看了看自己满是老茧的手。去年楚军围城时的哭喊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故，自今日起，东瓯推行‘府兵’之制！”欧阳远的声音陡然提高，“何为府兵？”他伸出两根手指，“一者，农忙时，你们是田里耕作的农夫，春耕秋收，颗粒归仓，家中的土地不会荒芜，妻儿的口粮不会断绝；二者，农闲时，你们便是操戈演武的士卒，在校场练阵，在边境巡逻，手中的兵器能护家卫国。”
他详细解释着府兵制的核心：“国家不夺你们的农时——春耕、夏耘、秋收这三个时节，除必要的边境守卫，全体府兵返乡务农；农闲的冬春两季，集中到校场训练，由公家供给口粮。平日你们需自备贴身衣物和草鞋，但甲胄、戈矛、弩箭这些重兵器，全由府库统一配发；一旦开战，粮草、伤药也由公家承担，立功者另有赏银和田地！”
“寓兵于农，兵农合一！”欧阳远的声音斩钉截铁，“让东瓯无人不农，户户有粮；亦无人不可战，村村有兵！如此，国力不伤，军力日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