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借着跟好友聊天，套出了那个小男孩下次复诊的日子。
我像个初次上路的笨侦探，带着满腔狐疑和假想出来的怒火，翘了一天公司的会议，一大早就在医院的耳鼻喉科等着，只为了见他一面。
他与我想象中的样子不同，却更好认：
瘦高，脊背笔直，待人有礼，气质内敛而沉静，脸上是不符年龄的成熟。
可就算身上是与温璟无异的新款衣服和鞋子，那个男孩身上依然有种一眼可知的贫穷，我看人向来很准——
如果稍微冷静一些，我也许能更快得出下半句推论：
他很穷，但他大概率不会穷太久。
可那时的我只觉得，他的成熟本质上是混迹社会的老练，多礼是因为油滑，就连那张还不错的脸，也是引你上当的工具。
于是我扮演成了一个尽职尽责的远房叔叔，无视医疗道德，找朋友要了他过往所有的电子版检查报告，好验证自己心里的猜想，看看他是不是连耳聋都是装的。
我甚至跟着他上了地铁。
去十二号线尽头的赛车场，和他前后钻进同一家面馆，吃只有三两点油花的阳春面，一个个地打量，与他说过话的所有人。
我跟妈妈说有事在外出差，跟着他直到深夜，终于等到他搭末班地铁返回市区，背着包走进小区，按电梯上楼。
楼层没错。
是那套房子，连我和妈妈都没住过的大学入学礼物。
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那一瞬间激烈的怒意，因为假想大概率成真的冲击，恨不得直接冲进电梯轿厢，问他到底什么来头，接近我的女儿是何居心。
但我在最后一刻控制住了自己。
我强迫自己转身，无数遍地复述，你成年了，也早就经济独立，我必须尊重你分配财产和注意力的自由。
那天我在地下停车场停留了很久，抽完了口袋里剩的半盒烟，直到赛车场的杨夏教练通过了我的联系人申请，朋友也终于下班，发来了我想要的电子病历。
刚点开，还没来得及看。
很突然地，那个男孩又下来了。
他换了身洗旧的薄外套，挽起的袖子露着胳膊，拎着塑料桶，推开了距离我十米不到的小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