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这种目标的接受将会使他们产生对某种有关人类社会的起源的理论的需要。西梅尔所做出的毋庸置疑的贡献，就在于他看到了这个问题，并且试图对它进行解答。的确，西梅尔的方法论从很多方面来看是混乱的和不成系统的。因此，他持续不断地把他自己有关社会之本性的各种理论上的先入之见，投射到他正在加以研究的各种特殊的现象之中。就其进行的各种专门研究而言，西梅尔已经做出了一些非常宝贵和影响深远的贡献，尽管他的基本概念几乎都经不起批判性的审视，更不用说他那有关相互影响（Wechselwirkung）的关键性概念了。[2]不过，事实已经证明西梅尔的思想所隐含的观念不仅是卓有成效的，而且也是可以继续利用的。这就是下列概念，即人们应当把所有各种具体的社会现象都回溯到个体行为的各种方式上去，而且，应当通过详细的描述来理解由这些行为方式构成的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3]
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verstehendeSoziologie）也是从同样的基本观念出发的。这样说并不是要质疑韦伯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独创性，甚至也不是断言他依赖了西梅尔的思想。与此相反，由于韦伯的著作实际上汲取了他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思想流派的观点，所以，它始终都是一位令人惊叹的天才所得出的独一无二的成果。就作为一门科学，而不是作为某种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德国社会学而言，正是他为这种社会学指出了方向；而且，正是他为这样的社会学提供了它在完成其任务的过程中所必需的各种工具和手段。如果没有韦伯当初奠定的这种基础，那么，当代德国社会学的各种最重要的著作，诸如舍勒、维泽（Wiese）、弗赖尔（Freyer），以及桑德尔（Sander）的那些著作，都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马克斯·韦伯的伟大成就究竟包括哪些方面呢？首先，他是最早正式宣布社会科学必须摒弃各种价值判断的人之一。他发起了针对那些能够轻而易举地影响社会科学家们的判断——无论这样的影响究竟是不是自觉的——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意识形态的论战。出于同样的意向，他把社会学的任务界定为对社会生活进行既单纯又精确的描述，而不是界定为进行形而上学方面的沉思。“对于他来说，社会学不再是有关人类生存的哲学。它是有关人类行为及其后果的具体科学。”[4]
他的社会学[5]的逻辑结构是与这种基本立场相一致的。从这些有关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概念出发，他利用一些曾经是崭新的描述和类型化，把“共同体关系”（Vergemeinschaftung）和“社会关系”（Vergesellschaftung）这两种范畴推导了出来。[6]然后，通过引进“秩序”这个概念，他又把有关各种团体（Verband）和机构（Anstalt）的特殊类型推导了出来。在这里，我们无法详细地描述韦伯为了把经济、政府、法律，以及宗教当作社会现象来探讨和研究而使用这种逻辑工具的方式。我们所关注的是，韦伯把所有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所有各种文化方面的具体化、所有各种客观精神的领域，都还原成了个体行为的各种最基本的形式。的确，社会世界的所有这些复杂现象都保留着它们的意义，但是，这种意义却恰恰是各种相关的个体赋予他们自己进行的各种活动的。只有对个体的行动及其所预期的意义，才应当进行解释性的理解。此外，只有通过对个体的行动进行的这样的理解，社会科学才有可能接近每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所具有的意义，而归根结底，诸如此类的意义都是由存在于社会世界之中的个体的行动建构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