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在六、七十年代，香港50多万工人，至少三分之一受TG港澳工作委员会控制，组织力度爆表，尤其是在运输业上面，除了航空还被港英政府攥在手里，陆运和海运都渗透成了筛子。
面对这股力量，毫无组织力度，只能靠各个社团去影响的自由总会就是白给，必须港英政府吹黑哨才能保持。
当然，他们也不是完全的饭桶，至少耍阴招打闷棍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依然很熟练。
都说六七事件里面，因为到后面左派到处乱放炸弹才失了香港人心，然而除开群体事件导致出现情况失控，要说自由总会没在里面下绊子，到处煽风点火，加大爆炸力度和场面，鬼都不相信。
可惜，战斗力再高也挡不住自废武功，83年之后TG开始走上层路线，说是想要拉拢香港的中间派，可惜最后墙头草没拉过来，自己的基本盘也丢了个干净。
尽管这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比如英国人眼见保留香港无望，就开始大肆收割韭菜，并削减已经成型的轻工业，将热钱导向房地产，并降低工人数量。
又或者台湾用自身的市场做诱惑，威逼利诱香港电影圈站边，从而对传媒进行渗透，于是年轻人都只看到自由总会80年代的嚣张，而不知道工委的可怕，到最后甚至认为工委从来都是弱鸡。
但是说到底，还是自身的策略出了问题，板凳未必想要彻底放弃，比如内地也曾在83年通过李翰祥向香港电影人伸出橄榄枝，想要用合拍片的方式来拉拢他们。
然而因为对外汇的扭曲渴求，让内地在票房分成上面扣扣索索的，而意识形态方面方面的谨慎，也让北京对开放内地电影市场疑虑重重。
大陆的电影市场实在太小了，即便是到了2019年，依然也不过区区600亿，跟3600亿的阿里一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而中国政府跟西方政府最大的不同就是，后者是有限责任公司，前者却是无限责任公司，千年以来的大一统思想让前者老百姓心中都有“出了大问题就得找政府”的概念，而后者向来认为能不让政府干涉就不让政府干涉。
这也是为什么前者可以为人命牺牲经济，而后者可以为经济牺牲人命。
中国电影没有分级也是因为这个，分级不可能阻止孩子们去获取不该他们看的影视作品，分级就意味着将监督孩子的权力下放给家长。
然而整天忙于生计的普通家长们，有那么多时间去监督孩子吗？几乎不可能。
一旦孩子出了事情，这些普通家长们，会把问题归咎于政府吗？百分百确定。
这种情况下，还有意识形态要考虑，中国电影能出分级那才是遇到鬼了。
当然，分级和审查是没有绝对联系的，分级不等于没有审查，而不分级也不等于审查制度就没有问题。
同样，分级跟导演能不能拿出好作品也是没有绝对联系的，这里就不多举例了，这种话题以后再说。
总而言之，如此这般，再加上思想僵化，处理事情的手段不够灵活，还有统销统购的政策，合拍片始终没能打开局面。
然后，内地电影圈某些人为了争夺话语权，在85年借批判谢晋掀起排斥商业电影的浪潮，板凳又因为种种原因进行了默认，内地电影的制作环境自然是江河日下。
等到了90年代，电视剧的异军突起——这也造成在大陆，电视明星跟电影明星的差距，比别的地方要小——也就彻底放弃了香港的传媒和舆论。
其实，说到底还是法统出了问题，板凳不是没有能力和眼光，也不是没有雄心壮志，可谁让他是政变上台的呢？还想要打左灯往右拐。
可表面上的法统又始终是继承于太祖，连他自己都不敢否认，只能推出乱邦来玩替身攻击，还要在眼看火大之后，出来用三七开灭火。
自己本身就精神分裂，更何况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于是直到30年后都没法统一思想，在意识形态上面只能被动防守。
好了，话题扯远了，总之，自由总会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在今后的，大陆和英国人的各种帮助下，掌控了香港部分传媒，可以左右舆论罢了，李旭要弄死他们不比弄死一只蚂蚁更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