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莫名其妙、失去常理的单相思使他痛苦不堪，他第一次惊惶地发现人身上还有这种不可驾驭的力量，情感的大江横冲直撞，理智的大堤顷刻颠覆。于是情感危机又导致了一场精神危机。创作的才智被这种强烈的情感所窒息，加之马拉美和兰波那登峰造极的诗歌完美得令人绝望，于是瓦莱里就在十月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决定放弃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弃绝爱情，息影诗坛，钻研数学，探讨精神机能与思维方法……从此瓦莱里开始了他长达20余年的沉默与深思的生活。《达·芬奇方法引论》和《与台斯特先生促膝夜谈》便是这段时期苦修的结果。在1894年发表的散文作品《与台斯特先生促膝夜谈》中，他以古典主义简约洗练的笔法刻画了一个生活清峻、思想严格的知识分子形象——台斯特先生。台斯特经过二十多年的自觉训练（故事叙述者称这种训练为“理智操”）能够随时用清醒的意识和周密的思维控制自己的行为活动，包括情感活动和行为。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精神力量，经年累月坚持不懈地试验理智行为可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他很早便认识了人类的可塑性的重要。他探索了这种可塑性的界限和机制，并对他自身的可塑性有过许多梦想。台斯特先生是一个智力的怪物，他对大千世界各种令人心醉神迷的感觉无动于衷。“我终于相信台斯特先生成功地发现了不为我们所知的精神法则……我感到他能够支配自己的思想。”[16]作为自己思想和记忆的主宰，台斯特先生享有一种彻底的精神自由，他是瓦莱里在自我意识极端兴奋的状态下产生的一种怪诞的幻觉。不言而喻，瓦莱里在这里描述的正是他自己的探索和梦想。台斯特抛弃了书籍，停止了写作，以便把全部的心智集中在自我的认识上。他说：“把我折磨的最厉害的是什么？是彻底阐发自己思想的这个习惯——一直走到自我尽头的这个习惯。”[17]
1895年，瓦莱里的重要著作《达·芬奇方法引论》在《新评论》杂志上发表。这篇论文并没有讨论达·芬奇的科学方法或艺术理论，而是以文艺复兴时期这位学识渊博、技艺全面的“巨人”为例，证明了从精神本原讲，诗与科学之间并非天然地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精神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具有综合能力，能够把感官的印象加以综合的整理。因此，艺术创造的起点不是自发产生的灵感，而是理智对感觉的作用，是诗人的精神活动，后者的起点则是形式和结构。这部著作奠定了瓦莱里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基础。
20余年的默察与潜思，瓦莱里已在无形中、沉默里长成为茂草密林了；只待星星之火，便足以点燃，形成辉煌的火的壮观。这一场大火终于爆发。1913年，在他的好友——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纪德及其他友人再三催促下，瓦莱里答应将自己青年时代的诗稿结集出版。付梓前，他想写首40行短诗附后，纪念与诗神的永别。未料这一首小诗之念，竟成了星星之火，使瓦莱里诗兴大发，演变为燎原之势而一发不可收，以至于它最终燃烧成了一首五百余行的长诗——《年轻的命运女神》。这首诗对法国知识界的震撼之大、影响之深是惊人的。一位评论家称“我国近来产生了一桩比欧洲战争更重要的事，那就是保尔·瓦莱里的《年轻的命运女神》”。一首诗竟比一场战争更重要，可见其受推崇的程度之深。这位复活的诗人与1892年的危机中隐去的诗人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瓦莱里告别了那个完全靠智力而生存的日子，他的感**得到了重生。回顾以前的生活，他猛然意识到，自我一面在感觉，一面在思考，同时还在接受并抗拒着感官的呼唤和智力的明晰。就像他的诗中所说的一样：“我们处在感觉连续的状态……自我实际上不过是感觉的产物。”[18]除此之外，他的作品《年轻的命运女神》《海滨墓园》《石榴》等也成了脍炙人口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