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之初，就表现了俄国对外政策的新方向，她曾写道：“时间会向一切人表明，我们不会跟在任何人的屁股后面走。”这个新方向有别于彼得三世以及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和安娜。新的对外政策的方针在于：使俄国能“奉行它自己的符合其真正利益的路线，而不经常以外国宫廷的利益为转移”。这里的外国宫廷主要是指法国和奥地利。她在潘宁的参与下，共同拟定了俄国对外政策的所谓“北方体系”。“北方体系”是“七年战争”结束时欧洲强国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针对“南方”大国——法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的。这一体系的含义就在于和“北方”国家首先是和普鲁士与丹麦实行接近，以解决与波兰、土耳其有关的俄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利用“北方”列强的支持，巩固俄国在波兰和近东的势力。1764年，俄国驻丹麦大使科尔夫便提出了建立这一体系的想法，其方案是“在北方由几个强国组成一个强大的同盟”，并在英国参加下，反对法国及其同盟者奥地利。虽然这一“北方同盟”后来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但是俄国的外交实践却是沿着这一思路发展的。60年代，俄国先后同普鲁士（1764年）、丹麦（1765年）缔结盟约，同英国（1766年）缔结商约，就是这一政策的表现。
自从普鲁士在18世纪崛起并问鼎德意志的霸权以来，它便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天然敌人。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敌人羽翼未丰，还不能离开法国或俄国——特别是俄国——的帮助，因此，它愈多地摆脱对德意志帝国的从属关系，则愈牢靠地陷入对俄国的从属地位。”[3]俄国利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为了防止普鲁士接近法国，便极力把普鲁士拉到自己一边，这便产生了1764年4月在彼得堡缔结的防御同盟。条约的秘密条款规定：俄国在南方同土耳其作战时，可以从普鲁士得到补助金；为保持波兰政治上的虚弱状态，不容许对波兰政体作任何改变；双方对瑞典采取一致行动。这一条约为俄国的对土耳其战争作了某种外交准备，同时能使俄国左右波兰事务，并对瑞典施加影响。
为了进一步给即将到来的对土战争做好准备，改善俄国的国际地位，俄国按照“北方体系”的外交构想，1765年和丹麦缔结了联盟条约。条约规定：当俄国同土耳其作战时，对方要提供援助。1766年，俄国又和英国缔结了商约。俄国政府同意签订该商约，以英国方面答应在波兰问题上与俄国意见完全一致为交换条件。把英国和俄国连在一起的还有更为深刻的政治原因，这就是它们有共同的敌人——法国。英法之间长期海外争夺所形成的深刻矛盾，是18世纪后半期俄国外交可以利用的重要因素。叶卡捷琳娜二世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对瑞典的关系中，俄国和英国一道采取了同对待波兰相近似的方法，即维持瑞典现有政体，并在议会中支持亲英亲俄派，给瑞典政府以财政补助，阻止瑞典接近法国。
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和1774年打败土耳其订立《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以后，叶卡捷琳娜二世更加感觉到她所领导的俄国的力量，她便想起决定中欧命运的作用，以实现她从即位之初就已确定的目标——在欧洲事务中起主导作用。从70年代后半期起，女皇开始脱离由潘宁参与制定的“北方体系”特别是联普方针，以寻求俄国欧洲政策的新路线，这就是：利用普奥矛盾在中欧左右德意志事务；利用英法矛盾扩大俄国在全欧洲的影响。此后俄国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证明了这一点。1779年仲裁普奥争端的《铁申和约》，1780年的《武装中立宣言》，1781年的俄奥联盟，1783年吞并克里米亚，1792年的《雅西和约》，1793、1795年第二次、第三次瓜分波兰，俄国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外交胜利，大大扩张了俄国的领土，同时也扩大了俄国在欧洲的影响。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19～2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