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到新经济政策，有重要意义，它使苏维埃政权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有不少文章论述了1921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认为它是一次重要的政策调整，是列宁的正确决策。文章从不同方面肯定了它的成绩和意义，没有重要的意见分歧。但一些文章只强调它是“暂时退却”，“纠正冒进”，“为一跃而后退”等，似乎这种政策只是临时纠偏措施，而张伟垣则把它提高到与“斯大林模式”相对立的一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来看待，他称之为“新经济政策模式”，或“列宁晚期模式”[9]，有不少文章论述了列宁在这一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要贡献。施九青等人认为这些贡献包括：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单一全民所有制基础上的传统观点，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突破了社会主义社会要消灭商品货币的传统观点；强调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要全力以赴发展生产力；明确提出要敢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等[10]。还有的文章分析了苏维埃俄国的租让政策，闻一认为它是苏维埃俄国的一种妥协，租让企业在整个工业生产比例只占1%左右，最高也不过3%，但它为外资“打开了一扇窗户”[11]。刘秀云分析了租让政策在远东实行的情况和意义，认为它在经济上发挥了技术转移，节省国内投资，解决劳动就业，培养技术骨干，开发远东的作用，在政治上利用帝国主义矛盾，获得一个较长的和平建设时期[12]。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问题，是我国苏联史、共运史学界近年集中研究和探讨的课题。对于这一模式的形成、特征及演变过程的评价已发表了许多文章。《世界历史》编辑部1988年还组织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考察》专题座谈。陈之骅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逐步形成的，并在40年代至50年代初期进一步固定化的。由于这段时间的苏联是处在斯大林领导之下，因而人们都习惯地称这一模式为“斯大林模式”。后来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时，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一模式，所以它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传统模式。这种模式是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特定的环境下的产物：革命前俄国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苏联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重重包围和战争威胁逼近的条件下独自建设社会主义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大多数理论家都还未曾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它的形成首先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主要不是斯大林个人的主观意志所造成的。“斯大林模式”尽管有其严重的缺陷和弊端，但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它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这正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最根本原因和最重要的依据。
张伟垣认为，把“苏联模式”称作“斯大林模式”是不全面的（1987年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座谈会上，蔡抗提出“‘斯大林模式’的提法并不适宜”，因为它无法准确概括1923年以前业已形成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因为在苏联历史上，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曾存在过两种根本不同的模式：一种是斯大林模式，另一种是列宁晚期模式，即新经济政策模式（布哈林继承发展了这一模式，后来可称为布哈林模式）。这一模式在斯大林模式形成之前就有了，斯大林本人也曾主张过和实行过。在苏联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模式都有形成并巩固下来的现实可能性。他举出了联共十四大到十六大存在两种不同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针。但在1928—1929年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胜利了，布哈林失败了，因而斯大林模式代替了布哈林模式。造成这次大转折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如果只强调苏联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包围和帝国主义战争威胁，把斯大林模式说成是历史的必然，从而否定布哈林模式的存在，那就是错误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