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对于她来说究竟是一种帮助还是矮化，却很难判断。首先这要取决于公众的理解力与诗歌观，同时更重要的，还要看她本人的价值立场与精神定力。假如都能处理得好，或许就是一种帮助了；但如果公众只是将之当作即时刷新的新闻噱头，那么对于诗人来说，便是一种搅扰和伤害了。
这当然就涉及了另一个更为宽阔的问题，一个自世纪之交以来一直争议不断的，如何看待“底层”或者“草根”群体的“写作伦理”的问题。说到底，此问题之所以存在广泛的歧义，是因为涉及了写作者的身份与文本的关系、公共伦理与写作伦理的关系、社会意义与美感价值的关系等问题的不同认识。要想辨析清楚，谈何容易。但这里既然提出了问题，免不了就要费一点笔墨，稍作一点讨论和辨析。
先说身份问题。中国诗歌传统中，诗历来分为两类，如冯梦龙《序山歌》中所说，“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风和雅，是诗歌的两个大类；自然写作者也就有了两个身份—“文人”“人民”。文人当然也是人民，但由于他们写作的专业性和个人性，就常被看作是一个单独的群体了。文人写作通常体现了写作的专业性与难度，也体现了更鲜明的个人性格与襟怀，情感与意绪，风格也通常是比较典雅或高级的。“人民”这里更多是指一般民众、底层的或草根的，“沉默的大多数”的部分，既然是“沉默”的，自然是沉默的，无须写作的。但人民有时候也会兴之所至地“写”一点，《诗经》中大部分的作品—至少是《国风》中的大部分，从风格和口吻看，是属于民歌的。民歌的作者当然是无名的草根族。所以冯梦龙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可见民歌的根本属性是在于“真”。
现代以来民歌其实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贴近群众、贴近现实”，但人民一旦写作，就会感到惊诧，就会受不了。近来媒体的大呼小叫，提出各种看似煞有介事的问题，其实都说明了对于人民之写作的不习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民歌看似大行其道，其实也不曾存在，《红旗歌谣》是民歌吗？是不是大家都很清楚。很多情况下不过是文人和政治合谋，假代了“人民”的口吻去写的，人民最终还是沉默的。
余秀华的作品体现了一个底层的，也是常态的书写者的本色。她书写了自己卑微清贫然而又充满遐想的日常生活，书写了疾病带来的苦痛与悲伤，书写了一个女性和所有女性内心必有的丰富与浪漫。当她书写这一切的时候，没有矫饰，没有刻意将自己的身份特殊化，甚至也没有过多的自怨自艾、自哀自怜，一切都显得真切朴素、自然而然。她甚至时常有因“忘我”而“忘情”的境地，她也不会总是记住自己身体的不便。也可以说，她所表达的爱情与一个通常的女性相比并没有任何不同，一样是纤细而敏感、丰富而强烈的：“这个下午，晴朗。植物比孤独繁茂/花裙子在风里**漾，一朵荷花有水的清愁……”“蝴蝶无法把我们带到海边了，你的爱情如一朵浪花/越接近越危险。”
危险的是她。我依旧把门迎着月色打开
如同打开一个墓穴
这是她的一首《我所拥有的》之中的句子。如果没人说她是一个“脑瘫”患者，谁会从中读出任何疾病的信息呢，她就是一个常态的诗人，一个常态的女人，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人”，一个甚至有些优秀的抒情诗人。这样的写作者难道还需要额外有一个什么身份吗？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既认同她是一个特殊的、作为农妇或身带病残的写作者，同时又不愿意用“底层”或“草根写作”的符号，更不愿用“脑瘫诗人”的标签来装裹她，来提升或矮化她的写作。
其次是伦理问题。这个问题讨论了十年了，十年前，我最早参与了讨论底层写作的伦理问题，受到过表扬，也荣受过转述和批判。我的基本想法，是要分为两个问题来看，一是作为“公共伦理”或者社会话题，底层写作确应值得我们大呼小叫，因为人民实在是太苦了—现在当然要好得多，十年前，中国的矿难数字比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多，类似“富士康十五跳”那样的事情也才过去五六年，地方政府对这件事至今有没有调查和说法，谁也不清楚。这种情况下，沉默的大多数还有办法沉默吗？他们等不得了，本来轻易不会写作却终于写作了；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文学”本身已经算不得一回事了，比起社会公共伦理来，比起人民的生命、生存来，文学算什么呢？别计较人家写的怎么样，你写得好，写得美，高级和专业，能够给人民一个公平吗，能解决一点点生存的问题吗？在那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有一点社会伦理关怀的写作者，就应该让所有的问题退居其次。
然而另一方面，写作终究也还是个“文学问题”。我们仍然会寻找底层写作中那些更感人的、写得更好的作品，郑小琼就是这样被发现和被重视的。余秀华之所以被专业的批评家和诗人们重视，也是因为她写的相对要好些。自然，将她与狄金森比，与许多经典化程度很高的诗人比是没有必要的，至少目前没有必要；但与一般的诗人比，与我们对于一个写作者基本的期许比，她写得还是很出色的，有感染力，有基本的专业性，这就足够了。甚至从重要性上，我还会觉得她与一个专业性更好的诗人的作品比起来，也许要“重要”一些，我必须在年选中多多地选入她的作品，因为与一切写作相比，她是更有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的痕迹”的诗人。
还有美学问题。这个问题更复杂，只能简略谈及。在今天，它首先表现为一个共性特征，即“泛反讽性”—这是我的一个命名。泛反讽，首先是说“反讽的广泛存在”，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中，文学场中，传播情境中，郑重地“端着架子”抒情或者叙事，常常是不合时宜的。如果写得太“紧”和太雅，便显得活力不够。相反，如果加入一点诙谐与幽默，加入一点反讽因素，情况会大为改善。其次，泛反讽的意思是它“暗自存在”，或隐或显，并不那么明显，有一点点元素在，不易觉察，但仔细体味它是有的。余秀华的诗就是如此，我体会到了她作品中固有的悲怆与孤单，固有的坚韧与意志，同时又欣赏她适度的诙谐与颠覆性。当我读到她的《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时候，觉得这是修辞上一个相当妙的用法，没什么不妥之处。在有的人看来，或许会认为有“粗鄙”之嫌，要改成“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爱你”才好。但这样一来，意思虽然没有变，但却不再是同一首诗了，其中所承载的敏感的时代性的文化信息就被剔除了。很显然，在这个语言呈现出剧烈动**与裂变的时代，**比含蓄要来的直接，力要比美更为重要，但这**和力反而更显示出沉着和淡定—这是一个写作的秘密，一个美学的辩证法。
关于身份的验证、生命处境的见证性的问题，还有另外的认识角度，即我们也当然可以用生存的艰辛与痛苦，去见证性地理解余秀华们的诗，为她“摇晃的世界”和艰难的生存而悲悯和感动，也为她也拥有那么好的爱情而百感交集。这也同样符合我所“猜测”过的“上帝的诗学”。假如上帝也读诗，他一定是知人论世的，一定是将诗歌与人一起来考量的，一定会给予更多的公正与体恤，而不是教条主义的理解。
因为他是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