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海道而言，中国至印度一线，为中国人所开拓。海船一般沿着印度半岛与中南半岛海岸航行。公元前111年，汉朝用兵南越并在当地置南海、苍梧与合浦等郡。有关合浦以南至印度路线的记载皆保存于《汉书·地理志》中。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合浦徐闻（海康）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至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据考证，黄支就是印度东岸之Kanchipura，即后来玄奘《大唐西域记》第10卷中所记的达罗毗荼国的建志补罗城。
至于印度至罗马的海路则多为罗马人所开创。船队最初皆绕着南阿拉伯海岸航行。据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地理学》记载，在奥古斯都时期，每年都有多达120艘船只从埃及的红海港口起航，远航至曼德海峡之外各地，有的甚至远达恒河。[5]大约在提比略执政时期，有一位名叫希帕鲁斯的罗马商人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发现了印度洋季风的规律。罗马人利用季风不但能够直接跨越印度洋，而且还能大大缩短罗马至印度的距离。按英国学者赫德逊测算，从意大利到印度的一次旅程，只要花费16个星期。[6]约在2世纪中叶稍前，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罗马人越过孟加拉湾，到达日南北部的卡提加拉（Cattigara）。[7]“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指罗马元首马尔库斯·奥理略）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来到中国，中西海道“始乃一通”。[8]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中国与罗马间开始通过海道直接发生联系。印度和西方古典文献中出现的“秦尼”（Sinae，Thinae）实际上就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尊称。这一消息应该来源于南部海道。
在中西陆、海两道开通之时，有许多中国的商品随使者输往西方。据中国的正史记载，从陆道西去的使者常“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9]，从海道西航的译使也携“黄金、杂缯而往”[10]。由此可见，丝织品和黄金一样，都是出访人员必备的物品。
丝织品之所以成为使者出访时首选的重要物品，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是桑蚕的故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又是唯一掌握养蚕（Bombyxmori）技术的国家。根据传说，我国“养蚕取丝”的发明者为黄帝元妃嫘祖。她教民育蚕，治丝蚕以制衣服。考古发掘也表明，在距今约6000—56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懂得了“养蚕取丝”的技术。著名学者夏鼐先生曾指出，至迟在殷商时代，我国已能“充分利用蚕丝的优点，并且改进了织机，发明了提花装置，能够用蚕丝织成精美的丝绸”。此后，丝织技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又有新的改进和发展。
《史记·大究列传》有言：“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这显然是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实际上，不但当时的安息无丝，就是安息以西的罗马也不产丝，所以穿戴中国的丝绸一直是罗马贵族身份的象征。为获取丝绸衣料，罗马人不惜远赴赛里斯，正是“靠着如此长距离的谋求，罗马的贵妇们才能够穿上透明的衣衫，耀眼于公众场合”[11]。老普林尼坦言：“据最低估算，每年从我们帝国流入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的金钱，不下1亿塞斯退斯。”[12]在罗马，不仅有销售中国丝绸的丝绸市场、丝绸商人，还有具体负责丝绸产品再加工的丝绸作坊。丝绸交易的价格曾一度与黄金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