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体说来，“海派”是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畸形繁荣的产物，他们依托于文学市场，既享受着现代都市文明，又感染着都市“文明病”。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派艺术，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而以北京等北方城市为中心的京派是一批学者型的文人，也即非职业化的作家。他们一面陶醉于传统文化的精美博大，又置身于自由、散漫的校园文化氛围之中，天然地追求文学（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这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而左翼作家则自觉以现代大工业中的产业工人代言人的身份，对封建的传统农业文明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同时展开批判，要求文学更自觉地成为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20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1931年12月25日，胡秋原主编的《文化评论》在上海创刊。在创刊号上，胡秋原代表“文化评论社”发表了宣言《真理之檄》，提出了“自由的智识阶级”的概念：“我们是自由的智识阶级，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说明一切批评一切。我们没有一定的党见，如果有，那便是爱护真理的信心。”之后，在答复左翼作家的文章中，胡秋原又明确打出“自由人”的旗帜：“我并不能主张只准某种艺术存在而排斥其他艺术，因为我是一个自由人。”表明了自己“自由人”的文化立场：“我们所谓自由的智识阶级，不过表明我们：1.只是一个智识分子；2.是站在自由人的立场。事实是如此，因为我们：1.不愿自称革命先锋，2.我们无党无派，我们的方法是唯物史观，我们的态度是自由人立场。”从胡秋原的自述来看，他所谓的“自由人”是指不隶属于任何党派、坚持自由主义文化立场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正当左翼作家与“自由人”论战正酣之时，苏汶大概有感于文坛创作的不自由及左翼作家的霸权者姿态，在1932年7月《现代》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表达了对于胡秋原的部分认同和对于左翼作家的不满，提出了“第三种人”的概念：“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在苏汶最初提出“第三种人”的概念时，“第三种人”是指居于“自由人”和左翼文坛之间的“作者之群”。和“自由人”概念相比，“第三种人”在指代范围上要宽泛得多。当时论争者对“第三种人”概念的理解与苏汶的原意颇有出入。胡风把试图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作家皆指称为“第三种人”，而在戴望舒、郁达夫等人的理解中基本也是如此。可以说，在一般的作家、理论家的概念中，“第三种人”其实就是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文艺上否认文学的政治功能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黄德志：《左翼对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误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