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谈到老舍的“市民世界”，这确实是他的特色。对此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理解的切入口，那就是“城”与“人”的关系。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老舍这样执著地描写“城与人”的关系，他用他的大部分小说构筑了如此广大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读老舍这些小说，可以获得对这一阶层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重要的是了解老舍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观察和表现市民社会。老舍始终关注的“文化”问题，即作为“城”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蜕变，他习惯于用“文化”来分割不同阶层的人的世界，他描写的中心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这一点，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对现实社会作阶级剖析的方法是不同的。对老舍来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这就是老舍的基本的创作视点。
温儒敏、赵祖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7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评论者普遍认为文化批判是老舍创作中最有独特价值的思想蕴涵，但对其文化批判内蕴如何阐释才更符合老舍小说的实际呢？通过对老舍怅恨世情叙述形态的分析可以看出，老舍通过世事描写以显示世情世态，而世事、世情、世态展现的目的是揭示世道人心。这世道是污浊的，这人心是低劣的，它是由文化培育并制约着的，这文化也是落后的、腐朽的。老舍怨恨这污浊和低劣的世道人心，怅惘这落后文化转型之艰难，渴望着改良世道人心和改造传统文化。老舍于1940年应重庆缙云寺佛教友人邀请作过一次演讲，这次演讲对于研究老舍思想很重要，对于理解老舍小说创作的动机意图和他小说叙述的内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演讲中谈到中国社会因缺乏灵的生活、灵的文学而形成的卑劣状况。他认为“人不只是这个‘肉体’的东西，除了‘肉体’还有‘灵魂’存在，既有光明的可求，也有黑暗的可怕。”但是，中国近两千年来，“未能把灵的生活推动到社会里去，送入到人民的脑海里去，致使中国的社会乱七八糟，人民的心理卑鄙无耻”。“最奇怪的，中国文学作品里没有劝善改恶的东西，很多的书本里，虽也有写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字眼，但都不是以灵的生活做骨干的灵的文字”。“没有灵的文学出现，怎能令人走上正道，做好好的国民？”“因为人民缺乏灵的文学滋养，结果我国的坏人并不比外国的少，甚至比外国还要多些，大家都着重于做人，然而着重于做人的人，却有很多成了没有灵魂的人，叫他吃点亏都不肯，专门想讨便宜，普遍的卑鄙无耻，普遍的龌龊贪污，中国社会每阶层，无不充满了这种气氛”。因此，他希望中国有一个但丁这样的人出来，“从灵的文学着手，将良心之门打开，使人人都过着灵的生活，使大家都拿出良心来”，希望有人“发心去做灵的文学的工作，救救这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的心”。如果把老舍这次演讲的内容和他小说中描写的世态人情联系起来看，就能发现老舍怅恨世情的叙述形态中包含着何等深刻独到的文化批判的真知灼见。
吴效刚：《怅恨世情与文化批判——论老舍小说的叙述形态》，载《文学评论》，20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