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使这出戏有生命？正是那位周太太，一个“母亲不是母亲，情妇不是情妇”的女性。就社会不健全的组织来看，她无疑是一个被牺牲者。然而谁敢同情她，我们这些接受现实传统的可怜虫？这样一个站在常规道德之外的反叛，旧礼教绝不容纳的**妇，主有全剧的进行。她是一只沉了的舟，然而在将沉之际，如若不能重新撑起来，她宁可人舟两覆，这是一个火山口，或者犹如作者所谓，她是那被象征着的天时，而热情是她的雷雨。她什么也看不见，她就看见热情；热情到了无可寄托的时际，便做成自己的顽石，一跤绊了过去。再没有比从爱到嫉妒到破坏更直更窄的路了，简直比上天堂的路还要直还要窄。但是，这是一个生活在黑暗角落的旧式妇女，不像鲁大海，同是受压迫者，他却有一个强壮的灵魂。她不能像他那样**裸地无顾忌；对于她，一切倒咽下去，做成有力的内在的生命。所谓热情也者，到了表现的时候，反而冷静到像叫你走进坟窟的程度。于是你更感到她的阴鸷，她的力量，她的痛苦；你知道这有所顾忌的主妇，会无顾忌地揭露一切，揭露她自己的罪恶。
刘西渭：《〈雷雨〉》，载《大公报》（天津），1935-08-31。
2.作者看出了大家庭的罪恶和危机，对家庭中的封建势力提出了抗议，一个沉痛的，有良心的，但却是消极的抗议。在这个对现实的反抗中，他看不出实践的出口。他觉得宇宙“如同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这黑暗的坑。”他的现实主义在这里停了步，没有贯彻下去。正由于这个现实主义的不彻底，不充分，所以他的宿命论的倾向没有能够被击碎，如果说反封建制度是这剧本的主题，那么宿命论就成了它的Sub_Text（潜在主题），对于一般观众的原始命定思想有些血缘的朴素的头脑会发生极有害的影响，这大大地降低了《雷雨》这个剧本的思想意义。
周扬：《论〈雷雨〉和〈日出〉》，载《光明》，第2卷第8期，1937。
3.《雷雨》的杰出典型意义在于，它是稍后于《呐喊》《彷徨》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城市中进行的反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思想斗争的一面镜子。封建思想依附在其他阶级的剥削者身上继续施展自己窒息人心的社会职能，它的暂时强大，它的日渐虚弱，觉醒的青年男女的挣扎反抗，他们的个性要求，他们的暂时弱小，他们的执著或动摇；劳动群众被吃的悲剧，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怨恨，他们身上的无形思想枷锁；工人阶级政治上的反抗，他们对中国思想斗争的暂时隔膜和不理解……这一切，在《雷雨》中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反映了出来。
王富仁：《〈雷雨〉的典型意义和人物塑造》，载《文学评论丛刊》，第23辑，1985。
4.“郁热”无疑构成了《雷雨》氛围、人物的基调：这正是曹禺内在“性情”的外化（戏剧化）。对于曹禺和他所创造的人物，“郁热”不只是传达某种情绪的抽象词语，实在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这昭示着一种巨大的不可扼制的“情热”——欲望与追求，一个永远躁动不安的灵魂。曹禺说过，他“羡慕那些有一双透明的慧眼的人，静静地沉思体会这包罗万象的人生，参悟出来个中的道理”，他也“爱那朴野的耕田大汉，……不深虑地过着纯朴真挚的日子”，但他同时申明：“两种可钦慕的人我都学不成”——他在这里实际上是拒绝了“超越”人生与“逃避”人生这两种中国传统的生存方式。他另有选择：“有如一个热病患者，我整日觉得身旁有一个催命的鬼低低地在耳边催促我，折磨我，使我得不到片刻的宁贴”，这乃是一种情热，一种执著——对于社会，对于民族，对于人生，对于生命，以致对于宇宙万物。这既是关注，投入，体验，更是出于人的生命本能的“神秘的吸引”。
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17～18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