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各种散文艺术形式的相互影响和不平衡发展，是抗战以来散文创作的一个突出事实。面临时代和社会的大变动，各种散文形式的应变力不是同步的。抗战初期轰轰烈烈的战争生活和解放区崭新的社会现实，吸引着广大作家的密切关注，他们努力把人民高度关心的动态反映出来，因而造成了记叙性散文的勃兴繁荣局面。从记叙散文中分化出来的报告文学，由附庸变为大国，走上了大发展的道路。写人、叙事、纪行作品也大量涌现，有的篇章又和通讯报告交错在一起。解放区反映新的斗争生活的散文虽然数量不多，但继续发展以小说手法写散文的路子，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纪行文随着流离者的足迹而盛极一时，偏重于社会人事题材，感慨时艰，抨击时弊，较少留连山水的兴致，主要发展了写实性、社会性、客观性的传统，综合叙述、描写、议论之长，兼具文献价值。抒情性散文在抗战初期虽有新创，但未酿成新潮，倒是在40年代国统区获得很大发展。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方社会矛盾开始表面化，政治高压抬头，严酷的社会现实迫使作家们冷静下来，正视现实苦难，思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反视内心的情绪要求，因而沉郁顿挫、感慨万千的抒情作品竞相出现。如果说，解放区散文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忽视主观抒情、淹没个性表现的倾向，那么，40年代国统区的抒情散文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以个人抒情感应时代的精神气息和人民的生活愿望，大多较好地处理了个人性和社会性、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的关系，可以和40年代的抒情诗相互映衬，构成40年代抒情文学的主流。抒情散文诗化的艺术传统在40年代发扬光大，一大批青年作者直接受到30年代“诗人的散文”一派的艺术影响，又吸取欧美现代诗文的表现技巧，讲究散文的艺术创造，创作了大量艺术性较强、平均水准较高的诗化散文作品。连一些早先质胜于文的散文家也开始注重散文形式美的创造，写出了耐读的精品。较之记叙性散文，这时期的抒情性散文着重发展了美文传统，提高了散文的艺术价值，巩固和加强了艺术性散文的独立地位。
这时期散文在语言形式的大众化、民族化方面也取得新的进展。战时流离迁徙的生活和变动的社会环境，一方面促使各地方言土语的融化贯通，流行的新国语日见丰富、成熟；另一方面促进作家和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和为群众写作形成风气，语言大众化成为必然趋势。现代语体文的发展，在“言文一致”的大方向上，经历五四时期以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性变革，经过30年代口语化和文学化的努力尝试，适逢抗战以来语言大众化、民族化的有利时机，于是获得新的活力。以群众口头活的语言为源泉，从中提炼出生动活泼、朴素通俗的文学语言，努力克服文言和欧化的腔调，这是这时期许多散文家留意的一个课题。
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修订本），581～583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2.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时有关于“杂文”“报告文学”的自觉提倡，如前所述，有些杂志还专门提供发表阵地，但这一时期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散文体式，仍然是回忆童年往事、描摹风土人物、絮谈人生体验、抄录古书、以史遣愁的随笔，另一些作者也仍然执著于“诗化散文小品”的创作实验。这就是说，随笔、小品等个人性散文在北方文坛日趋沉寂时，又在上海沦陷区文坛上复兴，并且由于其中大多数作者有着较深的学养，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所创作的散文更有一种重实感，在生命体验的深沉、文字韵味的淳厚，以至超越的哲思上，都把随笔、小品的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