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创业史》的最大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一年来关于梁生宝的评论已经很多，而且在个别文章中，这一形象被推崇到了过分的、与作品实际不完全相符合的程度；相对地，梁三老汉的形象则被注意得这样少，这恐怕不能认为是文艺批评上的公正的现象。梁生宝在作品中诚然思想上最先进。但是作品里的思想最先进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是梁三老汉。这样说，我以为并不是降低了《创业史》的成就，而正是为了正确地肯定它的成就。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作品对土改后农村阶级斗争和生活面貌揭示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个形象的完成……由于这一形象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熔铸了作家的幽默和谐趣，表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理解和诚挚感情，因而它不仅深刻，而且浑厚，不仅丰满，而且坚实，成为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而从艺术上来说，梁三老汉也正是第一部中充分地完成了的、具有完整独立意义的形象。
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载《文学评论》，1961（3）。
2.《创业史》以狭隘的阶级分析理论配置各式人物。这种理论之所以狭隘，在于它是以简单、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为前提的。而政治理论的局限引进文学创作中，就更使这种局限性趋于严重。虽然柳青也写出了各阶级、阶层人物政治面貌的多样性、差别性，但尺度的单一决定了对象的单一，《创业史》中的人物始终没有脱离“左中右”的三分法和“主导倾向”与“非主导倾向”的二分法。以阶级分析配置人物为起点，把人物之间矛盾线索的安排建立在阶级矛盾、阶层矛盾的哲学基础上，使作品的情节展开，从根本上失去了偶然性和独特性。一切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惨淡经营的多样化和差别化，并未脱离文学形式对政治运动直接模拟的藩篱，根本上还是人物性格的单一化。
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载《上海文论》，1988（4）。
3.严家炎有关梁三老汉和梁生宝形象艺术成就的有关看法之所以引起强烈的反应，实际上并不仅仅限于有关艺术形象的具体评价问题。周天认为并不能孤立地、简单地比较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形象塑造的高下。有关梁生宝的形象的塑造必须放到作品的整个艺术构思上来看。“而严家炎的文章，因为没有接触到构思问题，文章的客观效果便是相当漠视这些成就，而且也因此造成了批评不能击中要害的状况。因而，文章存在的弱点也容易引导人们离开问题的实质。”[2]《创业史》只有通过梁生宝这一形象才能真正表现作品的主题。梁三老汉与郭振山等人，在思想意识上没有脱离封建农民的范围，他们没有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民的真正自觉。在某种意义上，梁三老汉、高增福、郭振山与富裕中农郭世富、富农姚士杰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甚至与土改中被镇压的杨大剥皮、吕二细鬼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高增福是想发家因运气不好而发家不成，梁三老汉的梦想是做“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郭振山的“五年计划”是赶上富裕中农郭世富，因此，虽然他们现在还处在贫农或中农的地位，但在思想意识上与地主富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没有超出封建剥削的思想意识。因此，梁生宝指出，不管梁三老汉他愿意不愿意，走“自发”的道路就是想变成财东去剥削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