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如果说歌剧《白毛女》与舞剧《白毛女》存在一种对立的话，那只是叙事话语与象征话语的对立。叙事的目标在于建立起抽象的国家本质。由于这是将具体自然的生活组织起来的过程，因此，叙事总需要将这种不自然的组织过程自然化，努力将叙事变成“现实”，让被叙述者尽可能感到本质的生成过程是自然的、只能如此的过程。如果说叙事的目的是将丰富复杂的现象归纳到一种共同的本质中去，那么象征则刚好相反，它是一个演绎过程。象征的任务是将已经明确的、抽象的、先验的本质具体化，通过活生生的现实展示这一过程，当现实生活与这种抽象本质距离过大时，象征不像叙事那样为了“真实”而牺牲本质——像赵树理乃至周立波的小说都以强调“写真实”出名，象征总是毫不犹豫地为了求证抽象本质而牺牲可见的“真实”而寻求更高的“真实性”。象征与叙事的冲突，通过江青的象征主义文艺思想与周扬的写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对立显示出来。
李扬：《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290～291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3.和《年轻的一代》一样，《千万不要忘记》的“新”，正在于剧本隐约地透露出一种深刻的焦虑，关于后革命阶段的日常生活的焦虑。毫不奇怪的是，评论者都认为两者是“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的好戏。两出戏不仅在现实生活的深层揭示出“阶级斗争”这样一个“真实”，而且直接提出了一个如何重新安排和组织社会生活这样一个问题。换言之，正是通过这两个剧作，“日常生活”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并且迫切地需要一个答案。而且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忠实地折射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盲点，指涉着一个时代的选择困境。
《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它通过对真正问题的转移和压抑反而忠实地记录了一段历史经验以及这一时代的巨大的集体性焦虑。如前所说，《祝你健康》这一剧名表达了克服现代性所带来的困惑的欲望，《千万不要忘记》则已征兆出对真正问题的回避，内在的焦虑外在化成异己的、需要否定的他性——“资产阶级泥坑”、“病菌”和“阶级敌人”等等。但我们需要认真解读的，正是这一时代焦虑的文化政治内容。这里不仅有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乌托邦式改造和抵制，也有传统父权体制的扩张和加强；不仅有对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的正面排斥，也有积极组织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使之获得超越性意义的欲求；不仅有对现代生产力的向往，也有在现代物质文明面前的惶惑和不知所措。这相互交织、层层制约的欲望、忧虑、向往和怀旧正构成这样一个巨大纵深的焦虑的深层语汇和能量。在作者急于回应主流意识形态，为这样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和线索提供一个简捷、预制的答案的过程中，我们目睹的是一种焦躁和近于不负责任的掩饰。但是被压抑的焦虑必将以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也许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认识60年代下半期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的一个心理层面；也许我们必须在一个历史的长镜头里估价70年代末伤痕文学、80年代的寻根文学，以至90年代的通俗文学的魅力和意义。因为正是在对日常生活的正视和体验中，我们方得以进入现代文学的基本命题和精神实质。
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177～184页，上海，东方出版社，2003。
泛读作品
陈耘：《年轻的一代》
沈西蒙等：《霓虹灯下的哨兵》
评论文献索引
丛深.《千万不要忘记》主题的形成.中国戏剧，1964（4）.
冯守棠.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话剧《千万不要忘记》.戏剧艺术，1980（3）.
彭放.也谈怎样评价《千万不要忘记》.戏剧艺术，19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