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清主编：《新时期文学思潮》，26～2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高晓声的作品主要表现对普通农民命运的关注。早在《“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等这些讲述极“左”政治给农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作品中，他就敏锐注意到了农民精神因袭的沉重，并将政治批判与文化批判结合起来，揭示李顺大们在对执政党和新社会的热爱中，所包含的麻木愚昧和奴性心理及其产生的原因。其后的“陈奂生系列”更是通过陈奂生这位“漏斗户”主重新浮现在新时代现实之上的理想之梦，十分自然、生动地揭示出了时代的变革给农民精神面貌带来的变化，具有高度的社会群体的文化审视价值。从《陈奂生上城》开始，高晓声现实主义基本的表现形态渐渐由社会批判中淡出，代之以文化批判。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与赞颂，一味地追求让主人公陈奂生身上留下现实改革的每一个痕迹，而忽视了人物性格本身的逻辑自洽性。许多现实中源于体制弊端的丑恶现象也常常被看做是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表现。
高晓声把农民的命运放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放在社会动**变革的时期来描摹，而且用异常幽默调侃的叙述语调来勾画农民悲剧灵魂的重创，这就使他的乡土小说具有了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内涵。在这样的思想内涵下，作者敢于用讽喻的手法来鞭挞一颗颗本身就是血肉淋漓的痛苦灵魂，在痛楚的创伤上复以新的鞭痕，这是一般作者难以达到的。而正是在这里，高晓声达到了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思想力度，同时也就显现了一个思想者试图拯救农民彻底脱离苦海的大心的可敬。
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248～2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小说通过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多层次地展现了高加林这种悲剧性格的形成过程。高加林与传统道德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爱情是相当严肃的，他对巧珍也有着真实的感情，但在变动着的现实中，在他对城乡生活的差异有了强烈的感受之后，他被实现个人愿望的可能而引起的**所折磨：一方面他留恋乡村的淳朴，更留恋与巧珍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厌倦农村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向往城市文明，希望能在那里实现自己新的更大的人生价值。他与刘巧珍的分手标志着与土地和它象征着的传统乡村生活的决裂，他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合法却似乎不尽合理和合情，特别是他对巧珍所带来的伤害更令人遗憾，就是他自己也难免内疚和不安，他在心里谴责自己：“你是一个混蛋！你已经不需良心了，还想良心干什么？……”自我谴责背后是一种痛苦搏斗后的自我肯定。最终他把来自内心的良心发现和来自外部的责难全部否定，“为了远大的前程，必须做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这里个人主义的排他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在这一两难选择中，人生的含义终于被他误解，社会变成了一座动物化了的竞技场。
这里，作者显然已经超越了早期“改革文学”中对人物及其处境作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处理方式，而是深入到社会变化所引起的道德和心理层面，以城乡交叉地带为了望社会人生的窗口，从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切入社会，既敏锐地捕捉着嬗递着的时代脉搏，真切地感受生活中朴素深沉的美，又把对社会变迁的观察融入个人人生选择中的矛盾和思考当中，在把矛盾和困惑交给读者的同时，也把启示给予了读者。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239～24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