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与马原、洪峰、叶兆言等实验作家不同，余华从来不使用第一人称的“我”作为叙事者，他都是以“静观”式的第三人称来讲述他的故事，而且他从来没有兴趣在故事的进行中制造马原式的叙事混乱，而是以一种古典式清晰来虚构他的故事。他从来都显得很有条理，很有逻辑。作者使用的语言是平静而安宁的，但语言所包含的意义和事件是暴烈而混乱的，他的小说的叙事方式是传统的，而内涵是现代的。我们发现了在余华的本文中，语言与意义之间出现了剥离和断裂。在有序的语言世界背后却躁动着无序的实在和意义世界。余华仿佛在用语言来压抑意义的**，但无穷无尽的暴力却冲出了语言的栅栏，成为弥漫性的东西。这样，余华的小说本文变成了一种自我解构的本文。语言在破坏和消解着意义，意义也在消解和破坏着语言。
余华等人的小说创作，以独特的敏锐对深刻地贯穿于当代中国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提出了质疑，在他们这里，人道主义对人的更高标准的要求和对“人”的信念受到了异常强烈的攻击。人不再是生活中强有力的主体。余华的小说所不断强调和说明的，是人在语言之中的无能为力。人变成了语言的客体，他无可奈何地沉迷于自己所创造的符号秩序之中找不到出路。在余华对人类语言的反思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人道主义的“人”的总体构想的深深失望的情绪。应该说，余华尖锐地批判了人道主义的整个“话语”，他把她们当作一种历史的幻觉，当作一种具有身后传统的渴望，然而是非现实的渴望。余华和他的同代人马原、洪峰、残雪等人一道开始脱离了中国新文学既定的传统轨道，他们开始创造了另一套话语，其核心是一种弥漫性的、社会性的“欲望”。他们极力强调的是欲望的无始无终的涌流，这种“涌流”超出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的整个构想，也就跨出了人道主义之外，取得了另一个文化——历史视野。
张颐武：《“人”的危机——读余华的小说》，载《读书》，1988（12）。
4.《十八岁出门远行》不按牌理出牌。不仅叙事次序前后颠倒，故事的内容也似漫无头绪。然而这篇小说却预告着余华“现象”的到来。在以后的十年里，余华要以一系列的作品引导我们进入一个荒唐世界：这是一个充满暴力与疯狂的世界：骨肉相残、人情乖离不过是等闲之事。在那世界的深处，一出出神智迷离、血肉横飞的秘密正在上演。而余华娓娓告诉我们这也是“现实一种”，也有它的逻辑。他不仅以文字见证暴力，更要读者见识他的文字就是暴力。他恣意切割、凌虐伪美的文体，其极致处，何曾下于他故事中的残酷情境？也因此，余华在风格上的突破必须成为政治的挑衅。他的现象不但代表“文革”后伤痕写作的突破，也直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陆文学、文化界躁动的症候之一端。
乍看之下，《十八岁出门远行》平淡无奇。余华显然不如他某些同辈那般，热衷于新奇的文字实验。但也正因他的叙述貌似写实，情节匪夷所思的转折才更令我们措手不及。没有目的的远行、偶然的邂逅、冷漠的自然及人事风景，构成《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主线。运苹果的司机忽冷忽热，叙事者倒也视为当然。“我不知道汽车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也不知道。反正前面是什么地方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那就驰过去看吧。”这是叙事者的姿态，也是叙述本身的特征“传统起承转合的秩序再也派不上用场，人物的动机也与反应纷然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