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多数中国作家与他的描写对象一样，都是怀着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去看待（对待）战争的，他们确信：战争将按照人可以掌握的规律发展，自己（的国家、民族、阶级）将最终赢得战争；在他们看来，战争所造成的毁灭，不仅是为争取最后的胜利所必要付出的代价，而且是必须的：新的世界（国家、民族）只能建立在被毁灭的旧的废墟上。他们不仅怀着“创造大时代，开创历史新世纪”的庄严感、神圣感去投入战争，而且把战争视为“富于刺激的，（充满）戏剧意味”的，千载难逢的盛大节日（如同革命一般），他们笔下的战争也就必然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气概，他们将战争中的一切痛苦、眼泪，全都转换成复仇的烈焰和战斗的豪情。这样，他们也就在实际上将所说的革命（正义）战争，连同战争中的苦难、牺牲，都理想化、神圣化了。这样的占主流地位的战争文学，是必然以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作为自己的主人公的，用40年代流行的说法（以后又发展为指导性的美学原则，一直影响到今天），就是要塑造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人（新英雄）。40年代出现了大批的“英雄传奇”，当然不是偶然的；《新儿女英雄传》（孔跃、袁静作）、《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作）、《李勇大摆地雷阵》（邵子南作）等等，都是风行一时的。这些作品里的主人公都是所谓“新英雄人物”，首先强调的是“群体”（革命的政党与革命政权）的，而非个人的作用，个人是群体（党）培养的，离开了群体（党），即使是英雄个人也毫无价值，这也就暗示了新英雄对群体（党）的依附性。
如果说这是一种对于战争的“英雄性”的体验与想象，那么，我们这里所研究的边缘性作家，他们穿透战争的废墟，发现的是战火中的人的日常生活的无言的价值与美。或者如我们一再引述的张爱玲所说，经历了战争的大破坏、大毁灭、大劫难以后，一切都变得“靠不住”，于是人们“攀住了一点踏实的东西”，发现了人的“日常生活”这一最稳定的，更持久、永恒的人的生存基础。并由此而引发出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从而产生新的体验与想象，新的把握与审美方式：更愿意从“人生安稳的一面”“和谐的一面”，而不是从“飞扬的一面”“斗争的一面”去把握与表现人和人生。
几乎所有的边缘性作家都扬言，他们要写“不像小说”的小说，这实际上就是对前述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从斗争、飞扬方面去把握与表现人和人生的审美方式的拒绝，进而拒绝了与此相应的以塑造人物（特别是所谓“新人”的英雄人物）为中心的，注重情节的传奇性，矛盾、冲突的尖锐与集中，精心设置结构（对横截面的，或展现矛盾的开端、展开、**、解决的完整过程的封闭式结构的追求）的小说模式，也即戏剧化的小说模式。……他们在小说形式上的突破，几乎都是建立在对于战争中的人的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发现与体验基础上的。“小说的散文化”中的“散点透视”，正是要表现未经结构的生命的本真形态；“回忆”中时间线索的削弱，小说的空间化，正是表明了对人的生命（生活）的“恒常”的关注与对“变数”的有意忽略；“小说的诗化”，其实就是这一时期某位散文家所说的“词化”，即是“人的感情不用于战斗，而用于润泽日常生活，使之柔和，使之有光辉”，并且达到“生活的升华”（胡兰成：《读了〈红楼梦〉》）。这里似乎存在着两个过程：首先是将外在的日常生活化为内在的体验，从而达到一种主观化；并进而感悟到日常生活背后（更深层面）的“底蕴”——我们可以称为“诗性哲学（哲理）”的东西，它是与日常生活的感性形态融汇为一体的（而非作家着意拔高外加的），是汪曾祺所说的“随处是象征而没有一点象征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