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17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家》除了其内容本身具有丰富性和深刻性之外，还由于其叙事方式与技巧所带有的民族特色。
就总体而言，《家》的情节组织原则与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极为接近。作者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安排主要情节，时间顺序极为清晰；主要情节冲突又大多在高公馆内展开，空间位置也较为固定。小说的第1章至第6章集中交代了主要人物的身世、性格以及相互间的关系，点明了时代的气氛，初步提挈了情节发展的线索。接着作品依次描写了学潮、鸣凤之死、觉民逃婚、梅之死、瑞珏之死以及觉慧最后出走等重要情节；并穿插了对过年、兵变、祝寿、捉鬼、高太爷的丧事等大家族内外的大小事件的描写，从而在紧凑凝练的结构中容纳了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又以天黑前觉慧与觉民归“家”开篇，以黎明前觉慧告别觉民离“家”远去作结，形成首尾呼应的格局。
辜也平：《〈家〉：冲击旧制度的生活的激流》，见《巴金创作综论》，132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3.一组以觉慧为代表，他们是旧世界的反叛者、革命者；一组以觉新为代表，他们是生活中的软弱者、牺牲者，这两组形象以其各具的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引起过强烈反响。从整个形象系列的角度看，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于前者给予了较充分的肯定。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后者的意义却未能给以应有的重视。……无论从认识价值还是从美学价值上看，正是这后一组形象反映了巴金创作的最高水平。在反叛者、革命者身上，一泻无余地倾尽了作者的浪漫主义**，更多地寄托着他的理想和信念，除个别形象（如觉慧）外，大都热情有余而厚度不够，形象本身比较单薄、轻飘。而在软弱者身上，穷竭了作者对生活的积累和体验，生动细腻地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识力。虽然，这些人物本身有许多致命弱点，作者对他们的塑造也并非是尽善尽美，但他们却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现代社会，与作者的生活和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这些特点使巴金的软弱者形象显出永久性的价值。
李今：《试论巴金长篇小说中的软弱者形象》，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1）。
4.巴金40年代的写作，是流露出一种其先前写作很少有的归家着急感，温情也更多地替代了以前的批判与悲愤，写作“调子”也变得悲哀、忧郁，由热情奔放的咏叹，转向深刻冷静的人生世相的揭示。
30年代的《激流三部曲》表现的是封建大家庭的衰落史，作者基本是取一种俯瞰、由外到内的角度，来透视他所表现的对象（尽管作品的年青主人公与作者情感、生平经历的相似，在很大程度上遮盖了此点）。而40年代的巴金所描写的家庭规模，不仅在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他相当程度上放弃了由外到内的解剖式观察视角与态度，叙述者或者所描写的家庭的朋友，或者相当深地潜藏于他笔下的那些善良、无助的人物心灵中，以一个家庭成员的心态去关心它、表现它，从而使作品渗透出对家的深深的留恋与哀婉之情。因此，这些“末世之家”的衰亡，也是爱之归宿的消亡和个体生命暂寓之地的消亡。很可能正是意识到这些，40年代的巴金才把家的毁灭，肉体生命的脆弱、短暂、无常表现地那样刻骨铭心：即几乎在没有任何外在意识形态的包裹下，来写家的毁灭、生命的死亡和青春肉体之身的无处着落。
姚新勇：《〈憩园〉：五四启蒙文学的一个转折性象征》，载《文学评论》，2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