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京派”指30年代前后新文学中心南移上海后继续在北京活动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其主要阵地有《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京派”作家追求艺术的健康与纯正，多在乡村与都市的对照中建构自己的审美天地，具有乡野的平和质朴之美。“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其中以沈从文的成就最大。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20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京派小说反映出京派作家面对中西方文化的独特态度。……京派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过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也在实践运用过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段，如废名对意识流手法的转化，林徽因对蒙太奇手法的借鉴等。对于西方文化他们并不保守，而是持一种开放的胸襟和眼光。但他们与传统文化之间又有着深刻的内在精神联系，他们创作了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化小说。“京派”作家在创作时融会传统的绘画技法如讲构图、重白描和留空白等。常常出现在他们笔下的翠竹、水、月光也都是古典文学中常见的审美意象。并且在着力追求“和谐”“节制”“恰当”的审美意识，创作情感上也承袭了东方的传统美学精神，这一切都使京派小说呈现出含蓄蕴藉的美学特色。“京派”对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批判和审视，对乡土文明和传统文化价值的挖掘并不完全意味着他们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相反，他们一直都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实践自己对“纯正文学趣味”的追求。
许道明：《京派文学：在现代与传统之间》，载《复旦学报》，1993（4）。
3.具体一点来说，（京派）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流派的共性：一，多写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出于对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品性的不满，“京派”作家试图避开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而转向以文化观照和表现最普遍的中国人生。他们对现代工业文明侵入之后的乡土中国的变化怀着矛盾的心态，在表现道德沦丧的同时，格外注意以传统和民间的道德重新厘定现实人生。强调与都市文明相对立的理想化的宗法制农耕文明生活，使他们的创作多带怀旧色调和平民性，对原始、质朴的乡风民俗和平凡的人生方式取认同态度，热衷于发掘人情、人性的美好，并让这些美好与保守的文化和传统秩序融为一体，在返璞归真的文学世界中来实现文化的复苏与救世。二，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他们乐于追寻过去，从平凡的人生命运中细加品味，挖掘其中的诗意，寄托一定的文化理想。这就需要沉淀生活，节制感情，除尽火气，以诚实、宽厚的心态来创作。……他们的小说往往达到一种和谐、圆融、静美的境地。三，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当他们以“乡土中国”的眼光审视都市生活时，常写世态批评的讽刺小说，而描写乡土人生时，则大大发展了抒情体小说。……文体风格趋向的生活化，通过作家人生体验的融入、散文化的结构和笔调，以及牧歌情调或地域文化气氛的营造等等，将对乡土经验的眷恋和传统回归的渴望，用极具诗意的体式来加以表现。
温儒敏、赵祖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113～11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不过他这理想好像还没有成为系统，又没有明目张胆替自己鼓吹，所以有许多读者不大觉得，我现在不妨冒昧地替他拈了出来。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的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苏雪林：《沈从文论》，载《文学》，1934年9月第3卷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