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曾说：“不曾在日本居住过的人，未必能知这书的真价，对于文艺无真挚的态度的人，没有批评这书的价值。”我这些空泛的闲话当然算不得批评，不过我不愿意人家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所以略述个人的意见以供参考，至于这书的真价，大家知道的大约很多，也不必再要我来多说了。
周作人：《沉沦》，载《晨报副镌》，1922-03-26。
3.《沉沦》的主人公在稠人广众之中总是感到孤独，总是感到别人对自己的压迫，以至离群索居，自怨自艾。这其实就是青春期常有的忧郁症，不过比较严重，到了病态的地步。这种忧郁症表现为在性的问题上格外的敏感，如主人公遇到日本女学生时，那种惊喜与害羞，那种忐忑不安，本来也就是青春期常有的对异性的敏感，不过小说突出了其中的夸大妄想狂的症状，又加上对于“弱国子民”地位的强烈的自惭，那复杂的病态情绪就带上了特有的时代色彩。“弱国子民”的自惭与爱的渴求，是小说情节发展中互相交叉的两个“声部”。读这小说时，如果把其中爱国的反抗的意蕴剥离出来，只能说是读懂了一部分，其实小说的大部分笔力是在写性的渴求，通过青春期忧郁症的描写表达性的苦闷、青春的伤感，这是更吸引人的地方。对异**的渴望而不得，并由此生出种种苦闷，实在是青春期常见的心理现象，《沉沦》把这种心理现象夸大了，写出其因压抑而生的精神变态与病态。如窥浴、嫖妓等等，在旧小说中也是常见的情节，但在《沉沦》中的出现，就特别注重精神病态的揭示，灵与肉冲突的心理紧张在其中得以充分的表现。《沉沦》写病态，其意却不在展览病态，而在于正视作为人的天性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情欲问题。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思潮促使人们开始尝试探讨这个敏感问题。郁达夫用小说的形式那么大胆地真率地写青春期的忧郁和因情欲问题引起的心理紧张，这在中国历来的文学中都是罕见的，郁达夫因此被视为敢于彻底暴露自我的作家。《沉沦》正视作为人性的情欲矛盾，题材和写法都有大的突破。
温儒敏：《一份率真，一份才情》，见《郁达夫名作欣赏》，36～37页，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
4.郁达夫的小说具有独标一格的创作个性。
首先是题材的独特性。作家的艺术个性，来自于他观察生活、摄取素材的独特视角。郁达夫的抑郁气质和他当时的年龄，使他对青春期的**问题格外敏感。加之他与人交往的封闭性，使他创作之初的人生体验更多地集中在对异**的自我体验和妄想之中。这些体验和想象在他的小说中化成了主人公青春期性心理的矛盾与痛苦。这一独特的题材，让国人第一次听到了青春期心灵最深处的呼叫，使中国传统的“无性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次是人物形象的独特性。五四时期的小说大师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类特异的形象——孤独者。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多是“荷戟独彷徨”的先觉者的孤独。郁达夫塑造的孤独者，则是沦落天涯得不到感情慰藉的“零余者”的孤独。这是些充满爱情烦恼的少年。这些多情游子因爱情失意而患上自卑症，对自己极为苛责、自外于他人、好夸大自己的不幸，只能通过某种变态的手段获取暂时的、虚拟的心理平衡。他们不是“独战多数”的进取的孤独者，而是缩小自我、麻痹自我的消极的孤独者。郁达夫通过这类“零余者”形象的塑造，解剖了“先天不足”的青年知识者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