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六十年代，作家、批评家对这一问题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对“题材”的理解，以及处理这一问题的角度、方法，却并无不同。第一，题材是被严格分类的。作为分类的尺度，有社会生活“空间”上的工业、农业、军队、学校等，有时间上的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等。这一分类，在实质上包含着“阶级”区分的类别背景，同时，也表现了以社会群体的政治生活（而非“个人日常生活”）作为题材区分的根本性依据。第二，不同的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即指认它们之间的优劣、主次、高低。类别的严格区分，与等级上的清楚排列，是紧密关联的。因此，又出现了“主要题材”（或“重大题材”）、“次要题材”（或“非重要题材”）的概念。在小说题材中，工农兵的生活，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的生活；“重大”性质的斗争（一般指当代的政治运动、“中心工作”），优于“家务事、儿女情”等“私人”生活；现实的、当前迫切的政治任务，优于已经逝去的历史情景；现代的由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优于“历史”的其他事实和活动；而对于行动、斗争的表现，也优于“个人”的情感和内在心理的刻画。
如果依循上述的类型尺度来观察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那么，题材分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等方面。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82～8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描写战争，通过战争的胜利来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表现历史的本质的发展（即黑格尔的所谓“时代思想水平”）。……于是，歌颂革命战争，并通过描写战争来普及现代革命历史和中共党史，成为50年代公开发表的当代文学创作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
这种观念，首先表现在作家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立场和视角去描写战争。其次，战争形态使作家养成了“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因为战争往往使复杂的现象变得简单，整个世界被看做是一个黑白分明、正邪对立的两极分化体……这种由战场上养成的思维习惯支配了文学创作，就产生了“二元对立”的艺术模式，具体表现在艺术创作里，就形成了两大语言系统：“我军”系统和“敌军”系统。“我军”系统是用一系列光明的词汇组成……“敌军”系统是用黑暗的词汇组成……这两大语言系统归根结底可以用“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模式来概括。在实际的创作中，这两大语言系统是不允许被混淆的。这种“二元对立”艺术模式在当代各类创作中都是存在的，但因为战争题材最符合它的特征，所以表现得最为充分。其三，由于战争是以辉煌胜利宣告结束的，战争帮助人们实现了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所以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创作基调被作为固定的审美模式，并以此形成了统一的审美风格特征。……因此，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不像西方战争小说那样重在通过战争表现对人类命运、对个体命运遭遇的观照，体现对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命意义的思索，而是重在表现战争中的群体风貌、战争的整体和现实结果。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作家对战争中大量存在的暴力、血腥的回避，对英雄之外的大量普通个体命运和生命价值的忽视，这都是现代战争文化规范对作家主体制约的结果。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56～5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中国的历史文化一直是轻视和忽略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与农民的，现代中国社会所进行的又是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化，乡村被作为改造的对象承受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压制，农民也在社会文化观念中被赋予着愚昧、颟顸的精神特征，承担着现代文明阻滞力的角色。这种文化状况，从思想深处影响到作家们营造乡村生态世界的动力与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