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可否认的是，《林海雪原》仍然给普通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阅读快感，它在浪漫传奇的审美趣味上统一了战争小说的一般艺术特点，使原来比较刻板、僵硬的创作模式融化在民间的趣味下。如对英雄人物的塑造是《林海雪原》的一大特色，但与一般的战争小说相比，虽然作家在表现剿匪小分队战士的英雄特征时也注意到了所谓“阶级本质”等程式，但在人物性格配置上又受到了民间传统小说的“五虎将”模式这一隐形结构的支配。自从传统小说首设“五虎将”模式以后，五种性格构成的主要英雄人物常常是古典武侠小说的基本人物模式，《林海雪原》也不自觉地套用了这“五虎将”的结构。“五虎”之首当然是忠诚（政治方面）勇毅（个性方面）双全的少剑波，依次是骁勇威猛、谋略不足的刘勋苍，胆识过人、百战百胜的杨子荣，身怀绝技、粗俗诙谐的栾家超，忠厚老实、刻苦耐劳的“长腿”孙达得。“五虎将”当然都是英雄人物，每个人物身上突出一种主要性格，有的是忠，有的是勇，有的是谋，有的是技（才），有的是德，等等，有主有次，互为衬照。……因为是明显借鉴了民间小说的传奇手法，所以读者也不会在真实性上过于苛求，完全能够接受这样的艺术处理。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65～6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林海雪原》负载着“传统教育”和“可读性”的两个功能，换句话说，它作为理想的作品文本的秘诀是：应该在政治宣传和非政治的娱乐性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感。据曲波在《我是怎样写〈林海雪原〉的》中追述，1946年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共打了七十二仗”，而在小说中，只是“概括了四仗，四个各有特色的战斗。”连作者也明白，如果真正把单调、残酷而血腥的战争画面原封不动地搬到小说中来，就会丧失文学本身的娱乐性，最终失去它的读者。因为，战场毕竟是非虚构化的现实，而小说却是真与虚结合的产物。
小说一开场，作者就把我们带入到许大马棒残匪屠杀杉岚站群众后留下的血腥场景之中。这个情节通过对时间（刚刚土改）的选择构筑了这样一个阶级对立的戏剧冲突：一个村庄的日常生活和帮助农民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队员遭受外来恶势力的疯狂践踏。作品展示了一组触目惊心的特写：全村一片火海，草垛、房屋都在燃烧，烧着的牛、猪发出刺鼻的苦涩和腥臭难闻的气味；村中央许家车马店门前广场上，摆着一口鲜血染红的大铡刀，血块凝结在刀**，几个人的尸体，一段一段乱杂杂地垛在铡刀旁；井台旁，躺着一个婴儿的尸体，没有枪伤，也没有刀伤，显然是被活活摔死的；西山坡的大盘龙松上，吊着九个工作队员的尸首，六男三女，都用刺刀剖开了肚子，肝肠坠地，每人只剩下一只耳朵。40年代中后期，在土改运动刚刚开展的各个新解放区，类似残酷、恐怖的阶级报复时有发生。这种写实的手法无疑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感”，而它的进一步延伸，则为小分队的战场写真提供了可信的根据。借助上述场面，人们还可以联想到乡村日常生活秩序遭到破坏之前的情形：家人团圆、平安与和谐、准备过年的习俗和杀猪宰羊的生活体现的稳定和延续感。由此，很自然地把剿匪的真实性建立在维护伦理秩序的基础上，许大马棒人一出场，就变成了反伦理、反普通社会和日常生活秩序的恶的暴力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