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是最具穆旦个性特点的核心主题，是他“最能表现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的经典主题：即在对自我、现实、历史乃至真理的拷问中，“我”不断挣扎，不断探索，思考着生命意义和个体价值，虽然一再遭受挫折、打击、“阴谋”“暗杀”，可从不放弃，一再获得真理又一再失去（不满足于已获得的）。在希望和幻灭的循环中，“我”仍要坚持“活下去”，生命由此而“丰富”，虽然这“丰富”中充满了“丰富的痛苦”。因此，穆旦塑造了一个永在探索的现代心灵，这个探索形象也正是他本人人生态度的外化。
“残缺的我”的主题最能体现穆旦创作的现代意味。穆旦诗歌的基本价值取向表现为对“现代的我”的探索，即通过对现代个体的分裂、矛盾、扭曲的残酷剖析，达到对自我、现实、历史乃至真理的拷问和追寻……
穆旦诗歌的艺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对“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以及“残缺的我”的体验中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张力之美”。通过不同诗体的参差对照，词语和意象的互为悖论，诗境和语言的陌生化并置，诗歌结构的戏剧化处理，从对立的两级中寻找诗意等等手段，在诗歌的简约之美中涵括了无限丰富的思想，于内敛含蓄中体现出智性思辨。
二是“用身体思想”。诗人对历史现实黑暗的批判和对个体生存困惑的体认都以个人化的方式来进行，但又过滤了肤浅的伤感和激愤，将之上升为一种智性思辨，并投注于精心选择的足堪对应的自然意象，个人体验由此达到非个人化的客观认识层面；由此，诗歌境界既血肉丰满，又蕴含深厚哲理，很好地体现了九叶诗派“感性与知性融合”的诗学主张。
三是通过追求“非诗意”的方式来达到对传统诗意的反动的目的。穆旦自觉抛弃中国传统诗学审美主张中陈腐的部分，反对传统的“风花雪月”，反对用“陈旧的意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来写诗，追求诗语的现代化，主张用“非诗意的”现代生活的形象来创作：将大量现代生活用语以及丝毫不具备诗意因素的词汇，引入诗歌创作中。尽管其表达方式及语言的欧化特征较为明显，但由于他诗歌中鲜明的民族情感和态度，整体上说，其仍然具有明显的中国化、民族化特色。
李平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110～1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牛汉诗的才华，因苦难与智慧一旦化之为他的诗，带来的是富有独特魅力的美的闪光。他的生命和灵感创造的诗因苦难的炼狱而磨砺得更为炽热与光彩照人。走近他的诗，没有浅薄的哀怨，没有廉价的诉苦，没有抚摩伤痕的低吟，甚至没有一点引人注目的个人恩怨的诉号。牛汉在寻找一条通向自己的隐秘之路：如何将生命磨砺得拥有变为诗歌创造的财富，将使自己震撼的苦难化成也能震撼别人的美。他的已经走向成熟的灵感，迸发为这样一个方向：诗人自我生命长期里拥有的大苦难大折磨产生的大憎与大爱，经过反复的沉思与升华，凝结为一种超越于个人哀乐之上的普遍性的生命哲学思考，形成一种备受摧残而坚拔挺立的强韧者与沉思者结合的角色所特殊拥有的灵魂歌唱。
诚如鲁迅在20世纪初在《摩罗诗力说》里所说的那些“摩罗诗人”一样，他不作“顺世和乐之音”。他选择了一个大地苦恋者的“精神界战士”的姿态。他忠诚于时代民族也更忠诚于自己内心的良知。对于横亘于历史绵延中的种种丧尽良心的丑恶，对于暴力、强权与意志给善良人性带来的野蛮摧残与毁灭，对于人的心灵的美丽与善良，对于人的生命所遭到的过多残忍的扭曲与禁锢，对于一切不合理不公道不人道不出以公心的种种丑陋世事，对于在**与折磨、压迫与摧残中美的人格的崛起与闪光，他在20世纪之末的二十年余里，唱出了一曲曲撼动人心的“刚健不扰，抱诚守真”的“挑战伟美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