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现实主义戏剧的人学转向与探索，其深层的社会原因，是走出“**”噩梦的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现实、历史与文化，去思考人、民族与人类在戏剧中的突出体现。新时期理论界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的异化的论争，和两次“人的发现”（从发现人的尊严与价值而呼唤把人当作人，到发现人的自身即发现自我的分裂、矛盾与困惑），又为现实主义戏剧的人学转向推波助澜。而就现实主义戏剧拓展本身来说，则一方面，是新时期以来剧烈、深刻而迅速的变革，人们的社会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巨大的历史潮流推动戏剧寻找新的表现形式和方法，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传统现实主义显然还有它的生命力，但它对表现今天无限宽广、复杂、瞬息万变的生活已感不足，它需要发展，添进新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布莱希特“广阔的现实主义”戏剧观念，苏联的“现实主义开放体系”理论，以及奥尼尔、斯特林堡、迪伦马特、米勒等经典剧作家为代表的20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新发展的译介，使戏剧家认识到，“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实主义戏剧更多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借鉴，随着时代的急逮变迁和艺术的深入探索，20世纪的世界现实主义戏剧，其现实内涵和艺术审美都在不断地丰富与拓展——无论是布莱希特“广阔的现实主义”、苏联的“现实主义开放体系”，还是奥尼尔等的现实主义戏剧新发展，它们都是经过现代主义“擦拭”的现实主义。这使中国戏剧家明白：“20世纪艺术领域里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现实主义艺术家对于现代主义艺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叉、汇合、渗透，已经形成一股潮流”。新时期现实主义戏剧与现代主义交叉、汇合、渗透，也就成为发展趋势。而正是在这里，苏联“现实主义开放体系”强调“文学恢复了自己的基本使命——研究人的本质”。布莱希特成熟期的戏剧创作超越仅仅是剧中人体验到的意识，通过文学的概括表现具体的伟大的人类问题，奥尼尔等的戏剧对于人本研究中所蕴含的强大的思想力量，等等，对新时期现实主义戏剧的人学转向有着根本的意义。新时期的现代现实主义戏剧主要是在这里以其执著的艺术探索，丰富了中国现实主义戏剧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表现力。
90年代以来，现代现实主义在手法、形式方面的探索已经汇入戏剧主流，当年的创新如今已是习闻常见，而它更重要的方面，即现代现实主义的本质内涵——戏剧的人学转向与深化——却往往被忽视。有这样两种倾向：一是视“战斗精神”为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戏剧的政治、社会功利，一是沉迷于个人情趣、寻欢**、吃喝拉撒等，缺乏思想、理想和**。这两种倾向其外观都不乏“现代现实主义”，但其深层内涵，却排斥、摈弃了现代现实主义审视现实的现代眼光和现代意识。“现代”形式和手法成为苍白、空虚、庸俗内容的绚丽包装，甚至给保守教条、愚昧陈旧的理念以时髦形态，而缺少现代现实主义对人的生存、生命和对人类共同的痛苦与欢乐的关注与描写，戏剧呈现缺少深刻的现实体验、生命感悟和哲理思考。这同样是现实主义的异化，它使中国现实主义戏剧再次面临“失魂”的严重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戏剧的人学转向与深化，是新时期现代现实主义戏剧获得重大成就的根本所在，也是它给予当前中国戏剧发展的深刻启示。
胡星亮：《戏剧的“人学”转向与深化——论新时期现代现实主义戏剧创作》，载《文学评论》，20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