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说新时代的诗质中意与象的聚合和叠加是艺术品质的独特之处，那么，新时代诗歌创作主体心态中的社会和个人的契合则是明显的象征。绝对排斥个人性的诗时代结束了，绝对摒除社会性的诗时代并没有到来。这一时期诗歌由于惯性、也由于定型化的审美习惯，体现出来的未必是过渡性的艺术景观。社会和个人不同圆周的同心圆多层重叠，使新诗结束了自它建立以来的关于社会性和个人性的无休止的烦恼和纠缠。上述这一重叠的极致，是诗异常准确地传达出社会转型期几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情感状态。
一方面，他们把过去视为禁地的人的自我心灵实行了占领，他们扩展这一“占领地”并勇敢地面对谴责；另一方面，他们决然与庸俗的写实倾向脱钩，不是不再关注社会人生，而是以空灵和超然的姿态把握诗的宏观空间。这种艺术空间的重组，造出了一批优美的既代表时代、又代表个人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朦胧诗”兴盛期出现的那些凝聚了时代伤痕和个人血泪的诗，都是这样以“小”笔墨写成的“大诗”。
从传统诗向着新诗潮的过渡，最鲜明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从意义的诗到意象的诗。意象作为诗人感知诗意的独特方式，意与象的瞬间化合如同精卵结合造出的第三体——一个崭新的生命。这是意象诗的基本单位。它不是无意义的，但意义又不是直接浮现的，意义被深藏在意象的背后。这就使传统的阅读习惯受阻。人们原以为诗都是诗人宣示意义的结果，如今却遇到不肯明示意图的和“故弄玄虚”的、意义含混的“谜团”。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个新的**：被称为“新生代”的一批新诗人向着新诗潮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诗歌首先开始了文艺与政治的疏离化的进程。疏离化于是成为后新诗潮的基本特征。其目标则在于彻底改变诗与政治的胶着状态，而力促其与现实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的剥离。这种剥离的主要标志是对社会意识的淡化。后新诗潮在构成的若干意识支柱方面与新诗潮完全一致，它们之所以有先、后的区别，首先是由于对形成新诗潮的基本艺术倾向的意象化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反意象的表层意思，是旨在反对新的华靡导致的过于曲折的表达。这种表达使人们普遍感到了它与人们的实际生存状态相距遥远。挑战的实质仍然是反对艺术的单一化。从现实的到浪漫的，从象征的到意象的，依然是主潮更迭的线性发展的理路。这一理路业已被证实为是违反艺术本性的。反意象作为一种艺术的变革行动，却因此而再度冲破艺术的另一种封闭的可能性。
后新诗潮诗人明确地宣告了与时代的疏远——即使他们在深层还保留着某种潜在的联结——他们不承认诗与时代的契约。他们认可了北岛、舒婷的诗代表一个时代的论断，但声称他们只是他们自身而不代表任何人、更无力或不屑于代表时代。诗人自己的生命之窗只面对自己。他们真切地感到了自身的尴尬处境，所有的感觉和判断都离不开这个具体存在的肉体和灵魂。生命感受既是诗的出发点，又是诗的归宿。诗对生命的发现有丰富的意蕴，首先是普通人代替传统的超人这一创作意图之突现。理想的光环剥落以后，真实的人所拥有的一切，都真实地显现了出来。他们希望以完全不事雕饰的质朴的方式显示当今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这一层生命体验衍化出许多意存讽喻的、而以平淡语言把痛苦和激奋掩藏起来的诗。这一部分诗依然由现实的积重、负荷和挤压所激发。它表现出的“满不在乎”，其实包含了生活的困顿和悲苦，因而这里展现的生命画卷依然是社会的投影和折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