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 述
内容提要
新启蒙文学中的诗歌创作，其成就主要体现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归来诗人”的作品、延续工农兵文学中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诗歌创作及女性写作、新边塞诗等，“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也有着“史”的意义。所谓“归来诗人”是指在新中国成立前即开始诗歌创作，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发表作品，及至“**”结束后，又重返诗坛的诗人，代表性的诗人诗作是：艾青的《光的赞歌》《归来的歌》以及公刘、流沙河、邵燕祥、蔡其矫、昌耀等人的诗作；杜运燮的《秋》、郑敏的《诗人之死》等原九叶诗派诗人的诗作，牛汉的《悼念一棵枫树》等原七月派诗人的诗作。延续工农兵文学中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诗歌创作的代表作则有：李瑛的《一月的哀思》、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骆耕野的《不满》、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等。女性写作的代表诗人诗作是翟永明的《女人》、伊蕾的《一个独身女人的卧室》等，新边塞诗的代表诗人诗作是昌耀的《慈航》、杨牧的《边魂》、周涛的《野马群》等。
教学建议
参阅评论摘要，结合精读作品与泛读作品所列两篇文章，以期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诗歌发展有个概括的印象，在此基础上，对拓展练习中的问题进行讨论。
精读作品
谢冕：《一个世纪的背影——中国新诗1977—2000》，载《文艺争鸣》，2007（10）。
评论摘要
1.诗在中国往往能够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兆。这是由于中国社会有着崇尚诗教的传统。这传统生成了诗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价值观。古时统治者采诗以观民风，历代的平民则通过诗以为兴亡忧乐的宣泄和兴叹。近世最大的一次诗的集结性的示威，则是1976年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至少长达十年的苦难的积郁，以及历史承继的忧患，在那时，如同当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又一次得到火山爆发式的突现。诗歌终于奇迹般地召唤人民奋起摧毁黑暗神殿的统治，诗于是再度成为社会预警的极具权威性的证明。
诗在中国的这种特殊性质证实：诗既是它自身，又不仅仅是它自身。作为艺术的诗，超负荷地拥有和承担了艺术以外的职能。历时久远的发展，这种承载造成了诗的合乎中国国情的扭曲。诗终于有可能向我们提供确证：从它的内涵和外态的走向中，我们往往可以得到中国世态人情的盛衰沉浮，乃至社会结构的板结和松动的有效信息。
中国诗歌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它的革命化进程，这种进程随各个时期不同的社会情态而不断地强化。30年代强调为国防服务的诗歌使命，尽管它在以诗为武器唤起民众以抗拒外来侵略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却也促成了诗的诸多品质的丧失。40年代延续大众化的提倡，基于当时的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自然地把此种提倡纳入了民族化追求的总格局之中。从而使诗在狭隘的农民文化趣味和民族保护主义的规范下割断了其与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与世界现代诗歌的联结纽带。50年代是内战结束和政权巩固的时期，现实为诗歌的全面统一提供了最强大的行政保证。“左翼”诗歌运动与解放区诗歌传统在新时代的结合，终于使久远的强大的一体化的诗歌理想得以实现。
现在可以断言，这种实现是有力的，却也是灾难性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们终于看到：在中国大陆诗歌大一统完成的同时也宣告它在这片土地上的解体。我们从这种诗歌现象中再一次得到中国社会情势的超常或异常的佐证。诗歌的封闭和僵化是社会病态的艺术投影。这当然是受到特定的社会状态约定的结果。严酷的社会现实不可能不把它的严酷的精神禁锢加诸艺术，首先是艺术最敏感的神经——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