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阴阳大裂变》不但创造性地开掘了“集团式婚变”的题材领域，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更多地深入到民族心理、传统文化的内部去挖掘事物的本质。首先，《阴阳大裂变》所承载的具有文化意味和文化特征的人与事，能够较为深刻地表现和说明现代社会婚姻问题的根源与本质。其次，作品“文化文本”的性质，表现了文化意识明确、文化分析深入、文化解剖深刻、文化视野开阔的鲜明特征，其立足于文化的审视，使当代报告文学达到了以往少见的高度和深度。再次，作品注重文化剖析。从《阴阳大裂变》中，我们常常能读到作者自己或作者借他人之口所发出的议论、评价、分析、比较、估量和推测，能发现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和某些自然科学成果来分析问题的“学术化”倾向。
陈小妹、骆顺民：《〈阴阳大裂变〉的题材开掘与文化关怀》，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
3.及至80至90年代，报告文学文体呈现出对社会文化全面转型中所出现的危机与隐忧，乃至不可逆转的因素予以深入的揭示与反思。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揭示与反思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如两极思维模式主控下的绝对化趋势、国家意识形态监控下的政党意识、狂飙突进似的浮躁情绪等等，但作家们从发掘问题到分析问题再到希求以政治权利解决问题的写作模式中，基本坚守的是以批判和反思的姿态，探求与弘扬人的主体自由这一现代性的核心内涵。这主要集中于对生态危机、腐败以及弱势群体等三类代表性社会症状的描述上。
以对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症状的反思与批判为重点，报告文学对背离现代性“主体的自由”之核心的现象描述与理性分析是颇有建树的。它比较出色地体现出现代性内省的文体特质。而无论是对现代性的追寻抑或反思，中国报告文学文体通过其言说对象而显现其内在意蕴与时代精神相契合与互动的特性已昭示于世。时代造就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呼应了时代。它从文体的附庸腾跃而起，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上引领时代精神气质的主流文体之一，成为名符其实的“时代文体”。
王晖海：《报告文学：现代性的追寻与反思》，载《文学评论》，2003（3）。
4.在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的本我确认中，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向社会发言的一种方式，作家必须关注现实、介入现实，必须怀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选择报告文学也就相应的选择了责任与使命。麦天枢就以为：“报告文学就是有责任感的人的事业，没有责任感的人也许不会选择这个职业，无论他的动机如何。”这是报告文学作家不同于其他文类作家的一个重要的特异之处，此其一。其二，面对丰富复杂的对象世界，作家拥有从事精神劳动所必需的自主权，以“我”的方式去承担社会责任与使命。简言之，报告文学作家的本我是一个兼具社会性与自我性的本我。自我与社会在这里成为一个相生的有机组合。新生代报告文学作家贾鲁生曾经对他们的价值取向作有表白。他认为“我们这代人是在实现自我的过程当中承担社会责任，或者说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实现自我”。将承担社会责任与实现自我价值结合起来，这使得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不仅具有社会关怀的品格，而且也能充分展示出作家的自我精神。报告文学作家对于自我的隆重张扬，是新时期报告文学有别于此前此后同类创作的重要的标志之一。
丁晓原：《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兼论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主体性的生成》，载《文艺评论》，20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