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班主任》
卢新华：《伤痕》
冯骥才：《啊！》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王蒙：《活动变人形》
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
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张承志：《绿夜》
评论摘要
1.之所以把《班主任》看作一个“超文学”文本，是因为我觉得它首先是属于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文本，其次才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作品。在思想意义上，《班主任》称得上是一个时代性的大文本，其预言性、革命性的价值无法跨越；在文学史意义上，《班主任》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应时而生的普通文本，其文学价值并未超出“伤痕文学”的其他作品。从思想意义上来考察《班主任》，我们发现对于文化专制主义和封建愚民政策的批判，对于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呼唤，对于个性主义和人的灵魂的关切，对于“左”倾思潮和人性异化的忧患，这些影响和决定中国新时期思想史进程的重要片段几乎都可以在这个文本中找到其线索和痕迹。这也决定了《班主任》在话语模式和艺术模式上显而易见的“思想文本”特征。换句话说，在这个文本中，作家的“思想”和“观念”才是真正的“主体”，其他因素只是为更好的表达其“思想”服务的。小说采取的是典型的“问题小说”模式，故事极其简单，因为小流氓宋宝琦要转校，团支书谢惠敏和其他同学之间产生了一些分歧和矛盾，班主任张俊石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即“四人帮”的流毒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严重内伤。整个故事都是在张老师的主观视角内展开的，自然故事情节的发展也都是为他的“问题”服务、铺垫的。在小说中宋宝琦和谢惠敏是两个不同类型的受害者，他们都是“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的牺牲品。
我们不否认这两个人物某种程度上的典型意义，但实际上它们更是两个具有寓言性的“思想符号”，前者指证的是“四人帮”毒害青少年的“外伤”，后者指证的是“四人帮”毒害青少年的“内伤”，在对他们的刻画中基本上没有“感性”的描写，而是充斥着理性的分析、叙述。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理念和思想化的人物与艺术性人物的根本差别，前者往往是作家“思想”的“工具”，它完全被作家操纵与控制，人物形象不具有任何感性审美内涵，只有借助于作家为之抽象的“思想”才能立足；后者则以人物丰富的感性审美内涵为终极，甚至作家本人也无法决定人物的形态和命运。而在《班主任》中，作家对两个符号性人物的刻画，其实只不过是对他们的一种“思想”和“思考”，通过这种对比性的思考，小说自然而然地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这呼声与鲁迅世纪初“救救孩子”的呐喊遥相呼应，预示着“五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在新时期的重新复活。
而当我们充分确证了《班主任》作为一个思想史文本的价值之后，其作为一个文学史文本的价值其实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作为一个小说文本，其急切的话语姿态、粗糙的艺术形态、观念化的叙事风格、思想报告性的文体都决定了其无可讳言的“过渡性”特征。
吴义勤：《〈班主任〉：一个“超文学”的文本》，载《创作评谭》，19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