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围城》这部小说中，“围城”并不像卡夫卡小说《城堡》中的城堡那样是一个实在物，“围城”在小说中只是一种隐喻。《围城》这部小说，在叙述方式上是传统写实的，但钱锺书在古典叙述中表达了最“现代”的观念——实际是一种存在的荒诞感受：人生总是处于一种盲目的运动中，人们总是在为一种似乎切实却总归虚无的“理想”而奔波、忙碌。当人处在“当局者”状态时，陷于庸碌的具体的行为而常常不自知，但当人暂离实境，宏观地俯视人生时，一种无意义的虚空感便沉重地袭来。人生原来就是一个看似理智、实际盲目的过程；人生所孜孜以求的，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你要求的总不是你求到了的。在《围城》中，这个意蕴通过方鸿渐盲目的流转与盲目的婚姻体现；同时也通过方鸿渐的视点，在展示“群儒”们孜孜以求追名逐利的盲动状态时，将这个意蕴暗示出来。
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287～288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3.方鸿渐的人生经历不是快乐的历险而是痛苦的历程；不是成功的收获而是失败的总和；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对最起码的人生价值的彻底幻灭；不是自我力量的焕发、而是自我的迷失和发自本性的怯懦；不是有目的的理性凯旋，而是盲目的本能受挫。这种人生历程和生存状况完全与理性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相背反，从而把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作了极为真实、极为深刻的揭示，具有震撼人心发人深省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作者并未赋予方鸿渐的人生旅程以任何可称为崇高的理想追求和伟大的价值目标，而只是具体生动地展现了最起码的人生四种价值和四项内容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例行过程，从而就使方鸿渐这样一个普通的现代人和平凡的生命历程具有了极大的普遍概括性和高度的本体象征性，不但概括了整个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且也象征着整个人类的基本存在状况，《围城》也因此不但成了整个现代人生的反映，并且写成了整个人类状况的写照。
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载《文学评论》，1989（5）。
4.钱锺书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少数出色完成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从非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的双重文化心理转型的作家之一。但在他身上又有着一般中国现当代作家都能轻易避免的创作心理障碍，这就是我上文说过的情理相厄的“紧”的心理态势。同样完成了两度文化心理转型，为什么在钱锺书身上出现这种障碍而鲁迅身上则没有出现呢?鲁迅身上有着钱锺书未尝体验过的激昂的浪漫情怀，在冷峻之中包孕着炽热的情感，而钱锺书身上缺乏的正是这种炽热。鲁迅的文化心理转型要比钱锺书完成得更彻底，是从广义的反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的最高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实质是经过了一次“理性（古典理性主义和近代科学主义）——非理性（近代浪漫主义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理性（马克思主义）”螺旋式上升的心理定型。而钱锺书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鲁迅那样彻底，也没有上升到那样的高度，相反，还有某些复古的倾向，以古典理性主义来抑制消解现代非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具有白璧德式新人文主义的特征。
这样看来，钱锺书只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弱小之势的智性型作家群的代表，他不好与鲁迅、茅盾、郭沫若相比。我认为在一部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给钱锺书的位置只能是一节，而不是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