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十年代末普罗派诗人大多抹煞了创作主体性，把“自我”消融于集体中，看不出诗人独特的抒情气质和个性。中国诗歌会诗人则由主情移到写实剖析上，以直接摹模的写实方法处处作“具体描写”，然而缺乏个人真切的生活体验。两个诗派都失去诗人风格和个性，难以留下传世佳作。而七月派诗人既是时代最忠实的代言人，又把作为审美主体的情感置于主导地位，诗人的感情和自我形象鲜明。他们遵循诗歌的特性，从各个侧面表现个人独特的感受，从而把时代感和个性特征统一在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中。……如果说，普罗诗派、诗歌会把诗人的“自我”消融于“大我”之中，而使诗歌只有一个浮泛的时代外观，缺乏诗人的抒情个性，那么，七月派诗人恰恰相反，他们以“小我”的独特感受来表现“大我”的时代情绪，诗中的“自我”中蕴含着“大我”的形象，正如艾青所说；“诗人的‘我’很少场合是指自己的，大多数的场合，诗人应该借‘我’来传达一个时代的感情和愿望”。它标志着现实主义诗歌逐渐摆脱了标语口号式的呐喊和生活现象罗列的表现手法，达到主观与客观、时代与个人的融合统一。
柯文溥：《中国新诗流派史》，285～286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
2.七月诗派提倡高扬主体的现实主义，即强调诗人的主体性，把诗人的整个生活实践和创作过程视为“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过程，并认为其中关键是发挥诗人的能动的主观作用。……七月诗派对高扬主体的现实主义的提倡，是有着鲜明的针对性的，即反对诗歌创作中普通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所谓主观主义，就是“热情离开了生活内容，没有能够体现客观的主观”。……所谓客观主义，就是“生活形象吞没了思想内容，奴从地对待现实，离开了主观的客观”……为了克服创作中的这种不良倾向，七月诗人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和主观突入客观、拥抱客观的美学追求。主体要反映或认识客体，必须通过主体的内部条件才能实现。在创作中，当现实生活、客观对象进入人的意识的时候，首先在高扬主观战斗精神。根据胡风的解释，就是在创作过程中，首先要提高作为诗歌的主体的诗人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认识生活和感受生活的能力，也即是提高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捉力、拥抱力和突击力。然后，以这种高扬了的主观战斗精神去拥抱客观，“向**裸的现实人生搏斗”，要在拥抱、把捉、突击现实生活和客观对象过程中，又体现为“相生相克的搏斗过程”，也就是说，诗人不是被动地反映着客观世界，而是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由诗人的主体意识面对客观世界的反应（即“迎合、选择、抵抗”的过程）以及客观世界对诗人主体意识的进一步制约（即“促成、修改、甚至推翻”的过程）的相互作用下，来获得历史对象的真实性。
龙泉明：《高扬主体的现实主义——论七月诗派诗歌创作特质》，载《理论与创作》，1999（2）。
3.艾青的诗歌之所以具有不朽的价值，首先在于他的诗歌始终经营的不是小感觉，而是大感觉，抒发的不只是一己的悲欢，更是大时代的诗情，而这种大感觉、大诗情对于民族精神支柱的树立，民族灵魂的铸造所发生的影响是重大的，由此证明诗歌在国家民族的生活中的地位是不可偏离的。其次，艾青的诗歌具有与其时代主题表现相适应的艺术架构，新诗的成熟的审美规范在他诗中得到了充分而全面的体现，由此证明诗人如能超越极端，即追求美又不迷失于艺术至上，既富于道德力量又不流于说教，乃是其诗歌创作实现其最高审美价值的根本保证。其三，艾青的诗歌是诗人诗品与人品完美统一的结晶，由此证明诗人只有保持高尚的人品和卓异的诗品，才能求真求善求美；诗德能催生出诗歌的永恒，对诗歌永恒的追求可以造就纯正的诗德。
龙泉明：《艾青四十年代诗歌创作论》，载《文学评论》，198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