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抗日战争的爆发，似乎给已入困境的大众化注入新的强大动力。抗日所必需的对全民族的动员成了大众化的终极理由。这时候民众的地位和“五四”时期相比有了微妙的变化，即民众本身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如果说此前的大众化并不成功的话，那是由于根本的路子不对。因此毛泽东提出作家要在深入工农兵的同时改造自己的思想。这时候由于战争原因，中国文学被分割为解放区文学、国统区大后方文学、孤岛文学和沦陷区文学。在前两个地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大众化的号召、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实际上逐渐成为主流文学的指导方针。大众化与民族化、大众化与意识形态化紧密结合，成为产生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代经典的主要语境之一。这一语境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赵树理等第三代经典就诞生于其中。而此时的沦陷区、孤岛文学，相对远离民族斗争的风暴。承续30年代模仿痕迹还很浓厚的海派文学，以现代化都市中的现代男女为自己的读者群，实际上走了另一条都市大众化的路子。这一路子的特点是：远离政治意识形态，不写人性飞扬而写其沉静的一面；适应市民既求新求异，又在变化的大时代下的怀旧心理，将西方小说技巧、现代都市节奏和中国古典文学的色彩意境相结合。张爱玲关于“雅俗交融”的观点以及她在这方面的创作显示，协调大众化与精英化的关系很有价值。
王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3）。
2.30年代的作家，很少有人预见到他们个人的创作意向同他们所崇尚的社会政治目标之间会出现任何不统一。然而，在战争年代，有一些著名作家，尤其是老舍，尽管抱着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是自愿放弃了他们个人的创作意向。其结果便是，作家们越来越重视读者面的大小，剧本于是成了最有利的文学创作形式。当个人的创作意向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时，文学创作问题便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其一，当个人意向与作家们同样支持的集体意向发生冲突的时候；其二，当现代中国作家不再像五四运动以后那样对自己的同胞具有更多的关心和同情——一种能使其窥破整个社会的情感——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对个人的创造力的责难在中国沦陷区并不存在，在大后方的作家也没有领悟到这一点。直到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所有的知识分子力量和政治力量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为了纠正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改变文学的定义这个特殊目的，才提出了这种责难。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31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