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职人员仔细核对着有限的信息，发给每人一张硬纸片做的临时身份卡。
然后，她们被引导到另一个发放点。
当娜塔莎拿到那两个还带着些许温热、沉甸甸的杂粮窝头和一竹筒热气腾腾的菜汤时，她的手都在颤抖。
这是她们母子几天来第一次吃到像样的、干净的食物！
安德烈狼吞虎咽，几乎噎住，娜塔莎一边拍着他的背，一边忍不住流下眼泪。
她看到有士兵抬着担架，将一些病重或虚弱的人小心翼翼地送往医疗帐篷。
她看到有人开始在广场另一侧搭建更多、更厚实的临时庇护所，以取代漏风的候车室。
车站虽然依旧被封锁，日本人的冷漠和放任自流，与现在山西军这种虽然严厉、却高效且带有最基本人道关怀的管理，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
这时，有一位山西军官特意走过来多看了她几眼，然后在她的登记册上“圣彼得堡医学院毕业”那一栏停留了片刻。
“娜塔莎·伊万诺娃女士，根据您的专业背景，我方正式征调您前往城北临时医院协助医疗工作。
您的家人可以随行，并会获得相应的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
征调这个词，让娜塔莎的心猛地一紧。
在故国，这意味着强制性的服役，往往与危险和分离相伴。
但家人随行、生活保障这几个词，又像黑暗中的微光。
她看了一眼紧紧依偎在自己身边、脸色依旧苍白的安德烈，还有蜷缩在角落里、因风寒而不断咳嗽的老母亲。
继续滞留在火车站，靠着每日那点勉强维持生存的配给，老人和孩子恐怕撑不过这个严冬。
她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第二天清晨，几辆带着篷布的卡车停在了火车站广场。
娜塔莎紧紧拉着安德烈的手，搀扶着母亲，跟着其他几十名被征调的人——其中有几位她隐约认出也是医生或护士，更多的是些看起来强壮的男男女女，一起，登上了摇晃的车厢。
卡车直接开往城北。
当车子穿过一道戒备森严的大门，停在一个空旷的、布满一排排坚固砖石营房的巨大院落时，娜塔莎愣住了。
这里是原先日本关东军的兵营。
与火车站难民聚集区的肮脏、混乱和绝望截然不同，这里的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甚至带着一种冷酷的效率感。
穿着绿色军装的士兵步伐整齐地巡逻，雪地被清扫得露出原本的地面，空气中弥漫着石灰水和消毒剂的味道，取代了记忆中难民营那令人作呕的气味。
她们被带到一个改建过的大营房前，门口挂着用中文和俄文写着临时医院——非战斗人员接收处的牌子。
里面空间巨大，原本放置军用物资的地方，此刻整齐地排列着数以百计的行军床，许多已经躺满了人。
娜塔莎一眼望去，心中不禁一颤——这里收容的，大多是和她一样的白俄难民，其中很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显然都是从城内各处被集中安置到这里的。
嘈杂声中，痛苦呻吟、孩子哭闹、压抑的咳嗽声依然存在，但不同的是，这里有人在管理，在忙碌。
一些穿着白色罩袍的人影在病床间穿梭，其中不少是和她一样被征调来的俄裔医生和护士。
还有一些山西本地的医护人员和负责维持秩序的士兵。
一位看起来是负责人的、年纪较大的俄国医生快步走了过来，他的眼窝深陷，但眼神锐利，快速扫了一眼娜塔莎和她带来的寥寥行李。
“伊万诺娃？圣彼得堡医学院的？”他语气急促，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是的，先生。”娜塔莎下意识地挺直了背，仿佛回到了医学院被教授提问的时光。
“很好。我是谢尔盖·彼得洛维奇，这里的医疗负责人之一。
外科缺人，尤其是做过战地处理的。你，跟我来。”
他甚至没多问娜塔莎的家人一句，只是对旁边一个山西士兵示意了一下，“安排她的家属去三号安置区。”
没有欢迎，没有寒暄，只有最直接的需求和指令。
娜塔莎匆忙将安德烈和母亲托付给那名士兵，深深看了他们一眼，便抓起自己那个装着仅存几件医疗器具的小包，跟上了谢尔盖医生的脚步。
她被带到了营房另一侧用木板临时隔出的区域，这里被称为处置区。
浓烈的血腥味和消毒水味混合在一起，冲击着感官。
